“旋转门”与游说现象已是美国政治的痼疾顽症，成为政治腐败的两大体制性基础。特朗普在最近公布的“百日新政”中提出五大改革内容，其中一项针对政府官员的职业道德，被认为是“特朗普挥刀整顿美国政治腐败”。同时，也是他实现竞选中“清理华盛顿泥沼”(drain the swamp)诺言的重要举措。这项计划主要包括：规限国会议员的任期;打击“旋转门”现象，禁止行政官员在离任5年内担任说客;扩展“说客”的定义，限制行政官员离任后以“顾问”或“咨询”等名义掩盖“说客”身份;终身禁止高级政府官员为外国政府游说;限制外国说客在美国选举中捐款。

这些引起热议的改革计划，一个突出的作用显然是安抚民众长期以来对华盛顿政治腐败的不满。利益集团通过“旋转门”和游说进行权钱交易和利益输送，从而影响甚至绑架公共政策，这已经严重损害美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公众对制度的信任。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代表大资本的利益集团卷土重来，通过影响美国国内金融市场、企业规制、劳工关系、以及税法等公共政策，改变市场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结构，将美国政治变为资本控制的“赢者通吃政治”，这对美国社会日益突出的不平等和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焦虑及文化冲突负有根本责任。

不难理解，特朗普此举准确抓住了当前美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并迎面直击，使他赢得了美国大众的认同。反观希拉里的竞选，尽管对此类议题抱有相似的态度和政策，却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游说和“旋转门”泛滥的现状，更没有用“清除泥沼”这样的激烈措辞来赢得选民，难怪被不少选民视为“旧制度的维护者”。

即使在2008年，当美国经济几乎被财阀政治摧毁之时,奥巴马也没有在竞选中用类似的方式抨击这个制度，更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反而在任内为华尔街站台，改善下层民众状况的政策乏善可陈，容忍不平等的差距在危机之后继续拉大，下层中产阶级的困境丝毫没有因为经济复苏而得到改善。就此而言，特朗普的这项改革举措，无论成败，至少象征意义不可忽视。

有趣的是，打击“旋转门”和游说集团的意义在于限制资本对政治的控制。特朗普自己的竞选团队和过渡团队也充斥着说客，他自己声称这是必要的。这样的矛盾必然在他的施政过程中会不断重复并进一步凸显。

这显然会让特朗普的改革大打折扣。因此最有可能的改革结果是，针对外国政府和外国说客的两项限制会因为与他的“排外主义”倾向相契合而首先被实施，并陆续有实质性举措出台。但同时，改革结果也取决于共和党对自身命运的考量。如果共和党有足够的危机感，也可能配合特朗普，做一些实质性的推动，尽管共和党与大资本之间天然的联系决定了改革结果会非常有限。

特朗普试图通过扩展“说客”的定义来限制官员的游说活动。但名称和身份可以轻易更改，通过金钱收买和游说来直接影响政治家及决策过程，在今天已经显得过于直白。

相反，一种被称为“思想洗白(thought laundering)”的策略，在美国已经成为大资本和商业利益集团最重要的战术：通过学界和智库为他们的利益和主张背书，借助各种社会团体进行全民动员，从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例如宗教信仰等)上影响政府决策，从而使他们在利益表达和维护上更为多元、灵活、隐蔽，因此也更加有效和持久。

笔者认为，最根本之处在于，美国目前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越党派之争，也远非在政策和制度层面上能轻易解决。

特朗普目前的思路是想在美国现有政治体制下解决政治腐败问题，但是滋生政治腐败的“旋转门”和游说现象恰恰又是支撑这个体制的重要基础。这就决定了，任何这样的尝试都势必进入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