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工业化时期，美国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腐败之风，但自从美国政府陆续开展各类改革运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携手共治后，这股腐败之风总算得到了有效遏止，其中身为立法机构又享有腐败调查权的国会自然功不可没。

　　美国国会大厦坐落在华盛顿25米高的国会山（CapitolHill）山顶上，在大厦的3层大圆顶上，立有一尊6米高的自由女神青铜雕像。漫步在首都的大街小巷中，不少时候一仰头就能看到这一白色圆顶的标志性建筑。大厦内可供世界各国游人参观的圆形大厅，其四壁挂着8幅大油画，记载了美国历史上的8件大事，那起草《独立宣言》的画像与独立宫中的会议场景一模一样。美国人将自己的开国元勋们画在大厅的墙上或塑像以示纪念，免费的讲解员们充满自豪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他们人生中那些不平凡的经历与精彩故事，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富兰克林为《独立宣言》与意见相左的约翰·亚当斯竟然十二年不说话，却在同一天去世，真可谓是英雄惺惺相惜！美国人为这些道德高尚、清正廉洁、贡献卓著的伟大人物画像立碑，既表明这是一个懂得感恩的民族，同时也让他们的光辉形象成为激励鞭策后人的榜样。

　　耐人寻味的是，纵观历史现实，美国国会一直是腐败与反腐败的重点领域。建国之初，因国会议员自身大多非富即贵，且受到宗教律令和伦理道德的束缚，他们不屑于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而是以能为共和国的公共事业服务为荣，那时不但整个政府相当清廉，国会议员们也廉洁自律。但随着美国工业化脚步的加速以及各种腐败因素的滋长，到19世纪中叶，在美国社会公共官员最为腐败之际，政治腐败在美国国会也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据统计，在马克·吐温所称的“镀金时代”（GoldedAge,1870～1898），有约十分之一的国会议员公开腐败。从地方、州到全国一级，政府官员普遍缺乏诚信，尤其是在尤利西斯·格兰特总统（UlyssesGrant，1869-1877年在任）任期内，他虽然因战绩辉煌登上总统宝座，但对政治腐败和商业腐败却束手无策，并对贪污腐化的属员姑息纵容，官员腐败丑闻一件接一件发生，民众们甚至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最为震撼的腐败大案为1872年披露出来的莫比里尔信托公司丑闻。该公司是为建设美国第一条跨大陆铁路而组建的信托公司。在铁路修建过程中，其预算从原来的5100万美元增加到9350万美元，贪污行贿和超额利润是预算增长的主要原因，其中部分资金用于贿赂国会议员和其他官员。整个事件被揭露后，一大批共和党的高层官员因接受巨额贿赂而纷纷落马。

　　虽然美国国会议员们的腐败从未消停过，但最耸人听闻的莫过于2006年披露出来的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Abramoff）的“游说门”事件。此公能量超常、神通广大、富得冒油，以拉拢游说位高权重的政府官员和议员替人谋事收取报酬为业，如提供竞选资金、免费豪华出国游、高价体育比赛门票、高档餐厅免费享受以及为他们的亲属提供就业机会等等。在为美国印第安族部落开办赌场进行游说这一事件中，密西西比等州的6家赌场,为获得免税等特权就向其支付了高达8200万美元的游说费。案发后，国会议员中退还政治献金的多达78人。据美国政治监督组织“回应政治中心”统计，1999年至2006年，共有296名国会议员曾接受阿布拉莫夫及相关人士的政治献金，其中包括前共和党众议院领袖汤姆·迪莱(TomDeLay)。

　　身为立法机构的美国国会之所以会成为腐败多发之地，与美国的政治制度运作机制密切相关。在美国，从政的首要能力是募集资金，对自己喜欢的政治人物的效忠与支持也以政治献金的多少为衡量标准。作为政治人物的国会议员们，其重要职责就是通过考察调研了解民情民意，并提交相关的法律议案，一项议案若能最终获得通过就会使所涉人员或利益集团获取利益。募集竞选经费时的政治献金是腐败的重要因素，这似乎与个人的品性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比如前文说到的阿布拉莫夫，在一些人眼中，他并不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相反他是一个好人——精明、顾家、有宗教信仰，可以为当事人利益“奋不顾身”。因此，如何划清政治献金与行贿受贿之间的界限，就成了国会立法的重要内容，这也是美国国会反腐败的主要举措。如1907年的《蒂尔曼法案》(TillmanAct)，首次禁止银行或公司直接向联邦竞选人捐款；1940年的《哈奇法修正案》(HatchActof1940)，将美国公民个人每年捐赠给联邦竞选人或者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数额限制在5000美元；1971年的《联邦竞选法》(The FederalElectionCampaignActof1971)，初步确立了竞选财政管理法规的基本架构；1978年的《政府道德法》（EthicsinGovernmentActof1978），规定了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等。

　　在过去的200多年内，经美国国会调查受到弹劾的政府高级官员有十多名，其中有联邦法官、最高法院法官、国防部长、参议员和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因此可以说，美国国会以道德防腐为起步，经法律控腐，并与其他反腐监督机构密切合作，对降低和遏制美国的腐败现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亦为当前美国的清廉指数跻身世界第17位作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

　　（作者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