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公元前500年，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发起反波斯暴动，派阿利斯塔哥拉斯前往斯巴达求援，觐见国王克列奥麦奈斯。克列奥麦奈斯起初以距离过远拒绝，于是阿利斯塔哥拉斯再次求见之时，手持象征祈援人身份的橄榄枝，并且答应给予10塔兰特的贿赂。克列奥麦奈斯再次拒绝，但阿利斯塔哥拉斯一直增加贿赂的数量，直到金额达到50塔兰特时，克列奥麦奈斯终于动心。正当此时，国王年约9岁的女儿提醒道，“爸爸，你躲开他走罢，不然这个陌生人会把你毁了的。”克列奥麦奈斯于是起身去了另一间房子，阿利斯塔哥拉斯无计可施，只好离开。

　　公元前446年，斯巴达国王普莱斯托亚那克斯统帅大军进攻雅典，兵锋直达雅典边境埃琉西斯。当时雅典正值优卑亚暴动，局势凶险。伯里克利采用非常手段，成功与斯巴达国王签订了“三十年和约”。和约能够签订，据称与伯里克利贿赂斯巴达当局有关。普鲁塔克说，当年伯里克利在开支中多报销了10塔兰特，却未说明其用途。斯巴达人对负责签订和约的国王及陪同国王的监察官克里安德罗斯定了罪，理由就是受贿。

　　公元前323年，雅典发生了一场著名审判，事关亚历山大的财务官哈尔帕鲁斯和著名政治家德摩斯梯尼。为洗清自己受贿嫌疑，德摩斯梯尼主动提出，由战神山议事会对相关案件进行调查。议事会调查的结果是哈尔帕鲁斯带到雅典的金钱确有部分失踪，染指这笔钱的包括德摩斯梯尼、德马戴斯、菲罗克莱斯和卡利克莱斯，几乎所有知名的雅典政治家都被牵扯其中。其中德摩斯梯尼最多，达到20塔兰特，他也因此被罚款50塔兰特。由于无力支付罚款，他先是被拘禁，后逃亡国外。

　　上述3个有关贿赂的事例中，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有涉及对外政策的，也有内部政治运作的；贿赂的对象中，有被抨击容易受贿的雅典人，也有号称不使用金属货币、公民从不贪财的斯巴达人。结合雅典演说家和历史学家的评论来看，在政治活动中采用贿赂手段达到目的，似乎相当常见。波利比乌斯如此对比他那个时代希腊和罗马政治的风气：

　　“在希腊人中间，除其他事情外，政府成员如果被授予哪怕不过1塔兰特的财产，即使他们有10个文书，同样数量的印章和两倍于此的证人，仍无法确保信任。在罗马人中间，那些官员和军官就算处置大笔金钱，也保持着正确的行为，原因恰是他们以誓言作为保证。而在其他地区，要找到一个不染指公共资金的人属于稀有之事，少有人在这方面清白；在罗马人中，我们很少遇到被发现有如此行为的人。”

　　波利比乌斯所言为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人。那时的希腊，普遍被认为已经衰落，人民已经腐败。如果我们回溯历史，会发现从荷马时代开始，直到公元前4世纪，贿赂似乎一直伴随着希腊人。除神话传说中多个关于贿赂的例证，以及诗人赫西俄德对那些好吞噬礼物的法官们的谴责外，在历史实际中，类似的案例并不少见。克里斯提尼和克列奥麦奈斯都曾经贿赂德尔菲的女祭司，让他们发出对自己有利的神谕，而且都达到了目的；希波战争中，地米斯托克利接受了优卑亚人的贿赂，转而用这笔钱贿赂科林斯等国的将领，以确保水师不会马上离开优卑亚；将军西门镇压塔索斯的暴动后回国，受到伯里克利等人的控告，理由是西门接受了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贿赂，未能乘胜夺取后者大片土地；在公元前4世纪演说家们的口中，雅典的演说家和将军们都会为了自己或者某些人的利益而接受贿赂；指控政治家最为方便的理由，就是他们受贿。在已知的公元前403年以后发生的约30次控告中，将军们多次被指控受贿，有些人因此被定罪，部分被罚款，部分选择流亡国外，还有4个人被处死。与此相反，当修昔底德赞扬伯里克利政治家的风范时，特别提到他不会被金钱腐蚀，不会接受贿赂的特点。

　　可是，正如学者哈维指出的，在希腊大多数有关受贿的控告中，真正能够坐实的很少。公元前323年德摩斯梯尼等人接受哈尔帕鲁斯的金钱并被定罪，可能是少有的能够获得基本证实的案例之一。即使在这里，所谓的受贿，也不是完全没有疑问。由于受贿基本限于两个人之间，而且是现金交易，古代希腊人缺乏现代调查手段以追查金钱的来源和流向，因此绝大多数案例，属于既无法证伪、但更无法证实的指控。此外，由于希腊人之间普遍存在赠送礼品的行为，所谓的贿赂和礼物之间，界线并非一清二白。公元前413年雅典将军尼奇亚斯的担忧，暗示大多数所谓受贿的指控，很可能是一个方便的借口，根本没有证据，利用的是普通公民对将军或政治家未能完成使命的愤怒以及民众对政治家天然的不信任。

　　事实上，希腊城邦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环境，让贿赂很难有生存的空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重要事情在公民大会上讨论，司法审判一般在多人组成的法庭中进行，且法庭成员并不固定，进行贿赂在实际操作方面存在困难。早在荷马时代，我们就看到司法在公民中间举行，双方的支持者各自在场，只有裁决最公正的人，才会得到诉讼的费用。到古典时代，在雅典那样的民主城邦中，所有重要问题都在公民大会上讨论，重要案件都在至少由201人临时组成的法庭中裁决，而且裁决当天就会做出，几乎不可能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贿赂。在斯巴达那样的国家中，由于王权的存在和监察官人数相对较少，贿赂似乎容易些。但即使在那里，事关国家和平或战争的重大问题，也都在公民大会上讨论决定，并非国王或监察官可以独立决定。

　　其次，在希腊城邦中，最可能受贿的官员权力有限而且处在严厉的监督之下。希腊城邦的绝大多数官职都是一年一任，而且多是集体职务。官员最主要的作用是充任主持人，做出决定的是普通公民。哪怕是这些官员，也都处在严厉的监督之下。雅典官员包括将军在内，在任期间需要每年10次接受公民大会的信任投票，任何一次不能让公民大会满意，都可能被罢黜并受审。影响和权威大如伯里克利，当公元前430年雅典人对他的战争政策不满意时，也曾被中道罢免，并被罚款至少15塔兰特。德摩斯梯尼是公元前4世纪末雅典最有影响的演说家，但因为其滥用了哈尔帕鲁斯的款项，也被罚款。在斯巴达，的确有克列奥麦奈斯和阿盖西劳斯等飞扬跋扈的国王，但他们终归是例外，而且在任期间，不管是国王还是监察官，也都处在相当严厉的监督之下。由于希腊城邦是一个熟人社会，官员们的行为几乎被置于城邦公民的聚光灯下，很难受贿却不被发现，大部分人也只能严格在法律和职权范围内行事，难有受贿的机会。

　　最后，是法律的严厉。对于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员们，希腊城邦制定了严格的限制措施。早在公元前7世纪，德勒鲁斯城的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主要官职科斯摩任期一年。如果再任，需要间隔10年。违反者所受到的惩罚，是他做出的所有判决的两倍。雅典有关受贿的法律规定，“任何雅典人接受他人贿赂，或本人向他人行贿，或通过承诺腐蚀任何人，损害了人民的总体利益，或以任何方式和方法，损害任何个人的利益，则他将与自己的孩子一道被剥夺公民权，他的财产将被没收。”在雅典有关受贿罪的判决中，有些判决相当严厉，罚款达到50塔兰特甚至更多，意在使受贿者财政上陷入破产。罪犯由于无力支付赔款，被迫逃亡国外。如果没有特殊的机会返回，则意味着他及其后代的政治生命，随着判决的执行被终结。

　　城邦政治的公开性，官职的集体性和对官员全方位的监督，以及法律本身的严厉，保证了城邦官员的基本廉洁，使贿赂未能在希腊城邦中流行。在公元前403年到前323年雅典的810名将军中，受到控告的不过30人，被定罪的不足20人。这可能与资料缺失有关，但更可能说明了城邦对贿赂管控的成功。

　　（晏绍祥，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