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是个伪命题，但低薪蚀廉的现象是必须面对的真问题——高压反腐下的官员心态调查
发布时间：2016-01-12 作者：蔡志强 点击数：
所谓高压反腐，指的是党针对权力运行过程中存在的腐败问题，通过组织运行和制度建设，最大限度地调动资源来打击和惩治腐败的过程。高压反腐必然会对官员心态及权力运行构成正负两方面的压力。官员心态作为一种整体性概念，是官员群体共同具有的政治心理。包括官员对政党价值观和政治结构的归属感、对政策施行和政党活动持有的基本观点和态度。
高压反腐之下，领导干部如何看待消极腐败现象？
众所周知，反腐败无论在党内还是学界都是一个有高度共识的问题。即除非腐败分子，没有人会反对反腐败。这是官员和社会的普遍心理。由于我们还缺乏庞大的实证数据来揭示高压反腐下官员的具体心态，笔者权且通过近年来相关调查所得数据来管窥官员对反腐败的心态。
在十八大之前，大部分官员即对党内腐败现象有清醒认识。2011年11月笔者的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者中，64.3%的厅级干部认为影响社会稳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腐败防控问题”。分别有46.4%和28.6%的厅级干部认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而在问及预防和惩治腐败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时，25%的受访者认为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在回答“您认为领导干部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哪些”的多选题时，选择“群众观念淡薄，难以深入群众”的占57.1%；选择“组织纪律不强，依法行政意识淡薄”的占28.2%；选择“理想信念动摇，廉洁从政意识不强”的占35.7%；选择“明哲保身，怕担责任，不敢作为，只想职位提升”的占53.6%。
这一调研数据恰恰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要求的针对性和重要性，也反映出干部监督管理方面存在着突出问题。我们的调研数据甚至也反映出许多领导干部对中央高压反腐是有心理期待的，相当部分干部认为必须采取高压反腐的方式才能够有效维护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高压反腐之下，惩戒机制如何与激励机制相配套？
2014年11月我们对中央高压反腐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厅级以上干部认为当前我国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和“严重”的比例达到71.43%。耐人寻味的是，有63.27%的干部反对“当前干部要做事又要保持清廉几乎是不可能”的说法。但是也有57.14%的干部认为高压反腐下干部对工作持“观望”态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69.39%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腐败问题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他们普遍认为，在权力约束机制和保护机制都不健全的情况下，官员强力推进改革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如果不能形成领导干部想干事、干得成事还不违法的从政环境，观望态度和怠政现象还可能进一步弥漫。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压反腐作为一种惩戒机制，是通过查处违纪违法官员来整肃党风的。党的宗旨落实和权力规范，则有赖于“高压”背后制度的科学性、规范性。任何组织都是在肯定与惩罚的框架内运行的，如果仅有惩戒机制而缺少激励机制，许多官员的创造精神和工作积极性将大打折扣。
如何看待高压反腐之下一些官员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
当前，由于制度低效短效运行而积淀的管理熵加大了制度执行的难度，增加了行政成本，也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尤其是吏治的腐败极易动摇党的价值基础，损害党群关系。高压反腐使这一现象被迅速遏制，并使得一些谙熟“潜规则”的官员失去流动路径，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借助复杂环境消极执行政策。而在完善运行的制度体系发挥作用之前，这些情绪的相互激荡，使得官员群体容易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感。这种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令许多官员在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中对上级和中央的依赖性剧增。此外，在原有的权力运行框架内，制度运行的弊端让腐败分子有机会恣意妄为，同时也使得工资收入总体不高的干部群体拥有了获得灰色收入的可能性。笔者始终认为高薪养廉是个伪命题，但是低薪蚀廉的现象是必须面对的真问题。高压反腐一旦离开了制度改革，长期被特殊利益群体刻意模糊和掩盖的腐败问题容易泛化到作风建设领域，使越来越多收入不高的干部被刻意制造的不满情绪裹挟，从而营造出“反腐过头”的荒唐论调。
高压反腐之下出现的为官不为，是官员对抗反腐、消极履职、缺乏担当？
讨论官员心态，绕不开为官不为问题。该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官员对抗反腐、消极履职、缺乏担当的体现。但是，与其说为官不为是官员对抗高压反腐的心理表现，不如说是大部分官员对中央高压反腐有直接的敬畏心理。
为官不为的成因大致如下：一是一些“顶层设计”和相应的措施可能存在的指导性不够明确问题。官员操作起来既有巨大的灵活空间，也有触犯政治和纪律的风险。其结果是许多官员宁可观望，也不愿意大胆闯、加油干。二是制度不健全构成的行政风险。在常态管理逻辑下，领导批示、政策法规都是官员行政的重要指挥棒，高压反腐极大地打击了传统权力运行的随意性，使得官员在制度边沿游走的风险剧增。在责权边界不清、权力约束机制和保护机制都不够健全的情况下，领导干部做得越多，可能被人抓住的“小辫子”也越多，不作为就成为许多干部规避反腐剑锋的重要选择。三是在财富增速快于制度建设的阶段，一些干部热衷于权力寻租，将公权变为私器。这类干部对高压反腐有强烈的不满和对抗情绪，并企图通过制造舆论和社会失序来消解中央反腐的决心。
基于此，在加快制度建设的同时，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变为发展的具体实践。党和政府需要有容错机制和试错空间，形成保护和激励干部敢作为、想作为还不违法违纪的政治环境。对于因“不敢贪、不能贪”而不作为的干部，则应该依法惩处。惟其如此，方可构建良好政治生态。
（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