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斩断伸向扶贫惠农领域的黑手
发布时间：2016-03-14 作者： 点击数：
3月13日下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农业界别分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范小建一字一句地念出了“两高”报告中的一句话：“严肃查办、积极预防发生在基层，尤其是‘三农’领域的职务犯罪，与国务院扶贫办共同开展为期5年的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
“扶贫很多问题都发生在基层，发生在老百姓身边。老百姓对这方面的问题反应也特别强烈。”范小建说。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贵云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苍蝇’逐臭，‘蚊子’吸血”，他毫不客气地用了这样的比喻直指关系到脱贫攻坚成败与否的“最大风险”——“农民身边的腐败”。
“这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陈贵云在一场小组讨论的发言中说。
从“救灾钱”到“死人钱”，几乎无所不贪
“职务低、发案率高”，这正是这些基层腐败分子被冠以“蝇贪”之名的原因。陈贵云指出，有的案件中，甚至连村出纳、村民小组组长、农村敬老院院长、小学校长都可以成为基层贪腐案中的“主角”。
陈贵云还总结出了“蝇贪”的特点——“小金额、长期贪”“手段直接、拙劣”“抱团腐败突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虽然官不大，却是‘全天候、全科型’官吏，掌管着农村政务及村民生活的大事小情，集各种权力于一身，最容易膨胀和异化”。
不仅如此，“蝇贪”之所以让人深恶痛绝，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他们把手伸向了社会底层最弱势的群体。“一些基层干部手越伸越长，从农民的养命钱、救灾钱到‘孩子钱’‘死人钱’，几乎无所不贪。”陈贵云说。
“扶贫惠农”领域尤其应警惕“蝇贪”频现
在陈贵云看来，在我国“扶贫攻坚战”打响之后，“扶贫惠农”尤其要警惕“蝇贪”频现。由于扶贫工作中惠民政策多，资金、项目多，在贪腐者眼中是块“肥肉”，并且扶贫工作的涉及面十分广，工作环节多，在贪腐者眼中就可“变味”为“漏洞百出”。
范小建对数字特别敏感。他特别提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将增长43.4%。“扶贫资金光增量就增了200多亿。“这么多钱一下子都下到村里去，如果管理跟不上，太容易出问题了。”范小建委员在小组讨论中大声强调。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道真县忠信镇人大主席郑维勇在担任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时就查办过这样的案子。
一位镇“合医办”的负责人和一位自家亲戚联手造假。亲戚负责开具伪造的发票，镇“合医办”的负责人则拿来老百姓的医保资料和个人身份信息，伪造了村民住院、手术的情况，再拿这些虚假的医疗凭证去“合医办”办理审核，套取了80多万元农村合作医疗资金。“这个案子造假的方式很高明，不容易审出来。”事后再回想起个案子，郑维勇依然这样觉得。
在陈贵云看来，类似这样的案件会发生，症结在于农村基层“天高皇帝远”，权力运行不透明，政务、财务公开流于形式，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难以保障。而且，“打苍蝇”取证难、成本高，舆论监督更是鞭长莫及。
范小建还对另一组数据十分敏感：“5年投入6000亿人民币异地搬迁1000万人口”，这是去年12月国家发改委、扶贫办会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5部门联合印发的《“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中设定的目标。
范小建说，目前在移民搬迁中的新住宅建设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老百姓自己购买建材，自己建房，政府给予资金报销；另一种是政府集中采购建材，交由老百姓或包给施工队建房。
“这两种方式都有弊端。”范小建指出，前者因为老百姓在同一时期集中盖房子，建材价格会飙升，资金利用效率会大打折扣；后者中间环节太多，“一个环节出一点小毛病，就容易出大事”。
“比如，建房要用到的砖，从厂里面烧出来可能就是1毛7到两毛钱1块。但实际上，最后到老百姓家门口的时候，可能卖到4毛钱。”范小建说。
为了杜绝这种情况，范小建对着话筒大声建议，“单就移民搬迁这项工作，专门搞一个专项整治都不为过。”
全民参与形成反腐“拍蝇”新合力
当然，对某一项工作的专项整治只是方式方法的问题。要全方位地从根上斩断伸向扶贫惠农领域的黑手，范小建认为“关键还得要靠两点：一是公开，二是加大督察力度”。“而这两个方面目前都还做得不够，都还需要加强。”范小建对记者说。
“扶贫领域反腐光靠扶贫队伍自身的力量去管是不够的，它的‘腿’比较短。”范小建指出了短板所在：“扶贫项目大部分在村里，但以往扶贫队伍常常只到达县级，再往下就没有人了。所以很多事情到村里就只能靠村内部自己运作了。反腐最后很大程度都是靠扶贫干部、基层干部的自律，显然力度不够。”
好在，情况已经在逐渐改善。
在范小建看来，自从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后，扶贫驻村工作队（组）的工作得到加强，“这让很多事情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些了”。
有了扶贫驻村工作队（组），扶贫队伍的“腿”终于伸进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扶贫队伍的组成人员大多来自外地，他们比较‘超脱 ’，实行监督管理就更容易了。”范小建说。
而在郑维勇所在的贵州，则有一些更新的尝试。
写着镇纪委书记、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的姓名和手机号码的牌子挂在每一个村民小组里，村民发现问题后可以随时打电话，镇纪委接到举报立刻会开始核查。此外，从2014年起，贵州省还在全省的所有乡镇都挂牌成立了“民生项目特派监督组”。
“那桩套取了80多万元‘新医合’资金的案子之所以能被发现，就是得益于民生监督的创新。”郑维勇说。 过去，公示农合资金使用情况的时候，是一张纸贴在镇里。现在的要求是，村干部要深入到每一个村民小组中去开会、公示。这样一来，“老百姓一看公示的结果，发现‘我没生病，怎么有我报销的条目’，发现问题就来举报了。”郑维勇生动地说。
通过这种方式，“公开”到了村民的家门口，以往的纪委对政府的“同体监管”也变为了全民参与的“异体监管”——一股反腐“拍蝇”的新合力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