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名地方干部向记者讲述了一件观感反差强烈的事情——

　　这名干部乡下有个叔叔，说起腐败和不正之风来，那叫一个咬牙切齿，从村长骂到乡长、县长。但是最近，为了儿子工作的事情，他隔三岔五打来电话，让找找关系，安排安排。这名干部纳闷：“老叔，你平日里不最恨这种事吗？”叔叔的回答让他大跌眼镜，又觉得在“情理”之中：“这是自己的事啊，能一样吗！”

　　对于这个故事所反映的现象，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现实中，对于腐败和不正之风，人们普遍反感、憎恨、厌恶，但事涉其身时，又大多宽容、默许甚至乐此不疲，形成一种极具反讽的“心理困境”。

　　这种“心理困境”缘何产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些人怀有“不找人，心里不踏实”、“花钱买安全感”这样的心态。

　　陈女士是河南省的一名县高中老师。前段时间，她给班级申报市级优秀社团，经过一系列精心准备，提交了相关材料。平时最讨厌歪风邪气的她，还给办事人员奉上了一些礼品作为“心意”。“如果不表示表示，人家就可能不给通过，没有市级优秀社团证件，自己晋级就没希望。”陈女士坦言，这回她做了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如果说动辄找关系是内心缺乏自信和安全感，寻找自我安慰的一种体现。那么，在特殊公共资源相对紧缺的情况下，“走捷径、图方便”同样是“腐败亚文化”背后的一种重要心态。曾有媒体做过一项调查，在1400多名受访者中，七成认为“没熟人办不成事”，两成表示是为了“图方便”。

　　关于这一现象，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新表示，我国人口众多，加之资源相对匮乏，导致找熟人能便利地解决许多实际难题，其本质是一种交换。

　　还有一种心态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面对纷繁现实的一种无奈“妥协”。老李，家住江西省信丰县的一个偏远农村。今年春节，在浙江打工的儿子给他抱回了刚刚出生的孙子，可把老李高兴坏了。春节假期一过，老李就寻思着早点给孙子上户口。但是，外出打工的儿子将身份证原件带走了，寄过来吧，村处偏僻，时间漫长，耽误孙子办理新农合，中间生个病咋办；让儿子跑一趟吧，路途遥远，路费开销大。“假如给审资料的人塞个几百元红包能办成的话，就会省去好多麻烦，省到就是赚到，值！”一番盘算下来，老李觉得还是送个红包解决问题划算。

　　求人者心态复杂，被求者同样如此。除去一些公职人员特权思维严重，甚至故意利用权力寻租外，有的被求者也常常有苦难言。

　　在卫生系统工作的小王最近就有些“烦”，因为找他办事的“熟人”真不少。两周前，一个患病的叔叔找他帮忙协调加床位；还有一名当医生的同学希望他能托关系在职称晋升上“拉一把”。“这些都是不合规定的事，甚至违反了纪律，但不办又担心伤了感情，没面子。”小王说。

　　记者注意到，有人是出于人情面子身不由己，还有人是被“潜规则”裹挟而身不由己。一旦不遵循游戏规则，便会被视为“另类”，遭到冷落，很可能被淘汰出局。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是违法的，我很抗拒。但这是集体的事情，我不想让自己不合群，所以勉强答应下来。”广东省深圳沙头角海关旅检四科腐败窝案发生后，７名关员分工合作，按车收取“好处费”，放行走私车辆，受贿75万元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涉案人沙曼在庭审时供述说。

　　纵观“腐败亚文化”现象背后的种种心态，无不是当事人经过反复权衡后做出的利益最优选择，是“功利主义”在现实生活的一种投射。割裂、短期地看待由此而生的种种行为，不论是求人者，还是被求者，似乎都是“赢家”。然而，在污浊“腐败亚文化”的渲染下，解构制度、破坏规矩必将成为一个恶性循环，身处其中，没有人是真正的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