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官廉则政举，官贪则政危。在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了内涵丰富、哲理深刻的廉政思想，注重修身立德、为官廉洁，是许多思想家倡导的政治主张，也是一些政治家恪守的为官准则，深入研究和挖掘这些古代廉政文化内在精神，对于当前我国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

　　士志于道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蕴涵的精神追求。志于道核心就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并最终达到为万事开太平的境界。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阐释了为人君子者，要在道、德、仁、艺等四个方面强化修养，并将立志高远列为首要一条。曾子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认为有远大理想抱负的人一定会承担重大的责任，实现这一抱负的路途必将漫长且充满艰辛坎坷，只有拥有刚强勇毅的胆识和志气才能够胜任。“士志于道”在今天看来，就是指一个人要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腐败之所以产生，其根源就在于无志无道，理想信念的动摇，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会表现出党性修养的缺失，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

　　遵规守矩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秉持的道德操守。人不以规矩则废，家不以规矩则殆，国不以规矩则乱。战国时期孟子就有“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名言，精辟地指出了规矩的价值和效用。管子用“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这12个字，道明了人的欲望和规矩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强调规矩重在执行、重在实效，必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众多“大老虎”的纷纷落马，究其根源，就是其理想信念动摇、规矩意识淡薄、廉洁用权观念不强所造成的。我们应以史为鉴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始终把纪律挺在前面。

　　克己修身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褒扬的人生信条。克己，则清正而欲有节，修身，必事公而行无私。孔子提出“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荀子倡导“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深刻阐明了克己修身是需长期坚持才能取得实际成效的，不能有片刻怠慢。清代曾国藩《诫子书》“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透过自修、养心、慎独三者的逻辑关系，阐明克己修身重在慎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古圣先贤克己修身的思想精髓，自觉把践行“严于修身”摆在首要位置，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养成“吾日三省吾身”的习惯，做到慎独、慎初、慎微，避免“积羽沉舟，群轻折轴”。

　　德才并重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倡导的选贤标准。德乃水之源，才乃水之波。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一句“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不但对德与才的内涵作了精准的概括，而且辨证分析了德与才的关系。因此，党在选人用人上，必须结合古代廉政文化德才并重的选贤标准，辩证把握德和才的关系，既要德才兼备，又要以德为先。对德才兼备的人，要重点培养，通过必要的激励手段，引导其成长为焦裕禄、孔繁森式的优秀领导干部。

　　知足不辱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推崇的为人境界。知足者常乐，贪婪者常悲。老子《道德经》提出“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从“罪”“祸”“咎”三个层面指出了欲壑难填的危害。战国韩非子指出“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利益调整期、矛盾凸显期，腐败的诱惑纷繁多样，难免出现思想浮躁。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员干部，要懂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的处事哲学，牢记“为官发财，应该两道”，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要洁身自好，谨防贪欲之害，学会算人生的“总账”，切不可为满足一时的私欲，突破底线红线而丧失个人自由、社会名誉，毁掉事业前途和家庭幸福。

感恩图报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躬行的处世哲学。感恩图报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一种敬畏，是处世哲学，更是人生的大智慧，须内生于心，外施于行。中国古代感恩图报的谚语和故事比比皆是，《诗经·大雅·抑》“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道明了我国作为礼仪之邦“来而不往非礼也”的行事习惯和规矩。儒家经典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看似意在克己修身，实则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出由孝推及忠、廉的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相结合的一种家国同构的思想内涵。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始终对老百姓、党组织和国家民族抱有一颗感恩的心，并将其作为做人为官处事的基本素养，在全社会弘扬一种向上向善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