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办公室副主任陆群以“御史在途”为微博网名，敢于向特权现象“叫板”，在全国反腐败斗争领域颇有名气。陆群在接受《清风》杂志记者采访时认为，现在的腐败正呈现出高智能化和隐蔽化的趋势，比如利用所谓的中介机构、代理方式进行利益寻租，利用领导干部影响力牟利等等手段，表面看起来获利官员并不显山露水，甚至做到不露痕迹，即使案发，查处起来也往往让纪检、检察人员都感到棘手……

　　▊▊不易被人察觉的“中介腐败”

　　“中介腐败”只是腐败隐形化的一种，是领导干部利用社会中介组织牟取利益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不留痕迹”，很隐蔽。

　　“例如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清理一些社会中介机构行动，这些中介机构过去都是在政府部门的统辖之下的，都含有一定的官方背景。虽然上级要求进行裁撤、脱钩，有的是真就脱钩了，但有的却是“明脱暗结”，与一些党政机关仍然藕断丝连。有一些政府部门甚至赋予这些中介机构一定的行政审批权，本来一些应该由政府部门拥有地、把握地行政审批权被让渡给了这些中介机构，甚至把提供中介服务作为完成行政审批的前置条件。”陆群对本刊记者介绍，如果是这种情况，那这里面很可能会存在腐败问题，而且这种方式“不留痕迹”，很隐蔽。

　　陆群举例说，某人或者某个单位要到某行政单位办理某项行政审批手续，首先得到与这个行政单位相关联的某个协会去办理一项手续，而这种协会的服务往往是收费的。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机构，如果其中一家的收费比别人都高，但因为这一家机构有某些特殊的关系，负责行政审批的政府单位更倾向于承认这一家的手续，那么，即使不符合市场常规，社会上的那些个人或者单位也必然到这里来办理。第一，这极大地扰乱了市场竞争机制和社会公平。第二，如果这个中介机构负责收钱，而行政审批的某些领导的家人或者亲戚在这些中介机构有股份、从这里捞好处，那么这就是“中介腐败”，只不过是相对隐蔽的腐败形式，不易被察觉而已。湖南省政府某厅一个副处长，仅仅在对一个金属矿进行行政许可评论时，就通过中介机构谋取好处费600余万元。

　　谈到对中介机构的清理时，陆群对本刊记者介绍，湖南省清理中介机构已经基本结束，重点清理了与16个省直厅局单位下面挂靠的中介机构和行业协会近百个。“其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很难定性，很难界定这是否构成腐败。”他举例说，湖南A厅下属单位中有一个B测评中心。B测评中心是一个评审机构，湖南省内所有的工业项目要开工，都必须要有该测评中心去进行某个方面影响的评估，这是一个前置条件。如果评估报告没能在该评估中心通过，工业企业就不得开工。而在湖南省做此类评估报告的有50多家机构，理论上讲，这50多家测评机构都是符合条件的，他们做的测评报告都应该是被A厅所辖的B测评中心所承认的。但是，A厅下面有一个C科研院，这也是一家提供评估报告的机构。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C科研院与其他几十家测评机构相比，显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为C科研院做出的评估报告到了B测评中心，通过评审时基本不会遇到什么阻力，但其他测评机构做的报告到了测评中心，或多或少可能会被评审出一点问题，逼得报评的工业项目方要进行重新测评。

　　久而久之，一些企业也就明白了其中的“玄机”，最后大家都去找C科研院。而C科研院对于这项服务是收费的。那么谁能说得清这其中有没有猫腻？C科研院、B测评中心、A厅三者之间有没有利益冲突，有没有回扣，就值得去质疑。

　　陆群还提到，湖南某大医院建设一个核磁共振中心，需要D局进行行政许可，但D局行政许可的前置条件是地震影响评估，该医院找了一家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作了评估报告，花费几十万元，最后被“枪毙”。后来在有关官员的暗示下，找了与D局有关的一家中介机构重新做了评估，花费数百万元，竟然“顺利通过”了。

　　▊▊政府采购中的“代理”分肥

　　陆群指出，通过代理机构运作的隐形腐败手段，查处起来既费时又费力，因此此类腐败往往容易成为漏网之鱼。

　　据悉，2013年，全国政府采购金额为16381.1亿元，同比增长17.2%。政府采购的规模庞大，也往往隐藏着惊人的腐败内幕。据《经济参考报》今年7月3日报道，记者在北京、河北、江苏等地采访了解到，在各地探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由于财政预算管理上的弊端及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资金管理问题突出，违规、垄断、暗箱操作、逆向选择等现象多发，一些公共服务项目回扣高达40%，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恐将成为权力寻租与腐败的新灾区。

　　那么，政府采购方面的灰色利益链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陆群对本刊记者介绍，政府的采购行为很多都是找代理公司完成，这其中就有诸多寻租空间。“比如，我是政府的某个厅，现在要采购一些办公设备，数额很大，达几千万元。而这个厅的某位领导的一个亲戚E成立了一家代理公司，这个代理公司是可以指定（成为政府采购单位）的，这位领导就会直接把政府采购业务指定给E的代理公司。”

　　而另一个人F也是某位领导的亲戚，为了这单政府采购“生意”临时成立一家公司，或者提前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销售政府采购所需要的设备。E和F都是领导的亲戚，就可以配合领导搞暗箱操作，代理商从中按比例抽取佣金，供货商赚取远高于市场的巨额利润，他们通过种种看似正常的商业购销环节来分这个“大蛋糕”。这就形成了一个密闭的利益圈子，巨大的灰色利益就在领导和领导的亲戚之间循环往复。

　　陆群举例说，比如，国家近几年拨下巨额经费让湖南G单位采购高精尖的检测设备， “往往一采购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其中的利润更是高达30%，甚至更高。“湖南省政府G厅去年一次采购4500万元的设备，招标前，有网友通过微博向我反映，G厅厅长的亲属为了这一单业务，早就专门成立了一家销售公司，至今没做过一单业务，该公司其实就为这一单采购业务而生，必然在G厅的采购项目中中标。两个月后，中标结果公布，该公司果然中标。”陆群说，一些领导干部感觉到现在直接受贿的风险越来越大，就通过插手政府采购等项目，可能一次进账几百上千万元。而且，这种贪腐方式通常“不留痕迹”。

　　“首先，这些采购是通过了中介机构、走了公开招标等正常程序，采购的设备往往是国际上的知名品牌。看起来，这些操作合理合法，其实不然。这也是我们纪检监察工作人员下一步要研究的问题。”“但是局外人不知道其中的内幕，也没有人说得清其中是否有什么利益勾连。”陆群指出，此类通过代理机构运作的隐形腐败手段，查处起来既费时又费力，因此此类腐败往往容易成为漏网之鱼。

　　▊▊踪影难觅的期权腐败

　　一些领导的腐败欲望深不见底，腐败手法“深藏不露”，这才是让人感到最可怕的。

　　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干涉行政审批，而自己又不直接从中拿钱。帮别人办了事不会立即收取好处，而是“以后再说”，而其他人也是心知肚明，实际上，这就是“期权腐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领导没有从这些人手里拿钱，短期来看，很难证实当事人双方有利益输送的问题。”陆群对本刊记者说。

　　比如，甲是一个副省长，他的一个朋友乙是做路桥工程的，想承包修建某段高速公路，甲当然不会直接去给“下面的人”打招呼。偶然的一天，副省长甲叫了高速公路管理局和建设厅的一些主要领导一起吃饭，而甲的朋友乙也“恰巧”出现在这个饭局上，吃饭的时候大家什么也不会多说，只是美酒佳肴、家长里短，饭后互留一个电话、交换一张名片。要不了多久，副省长甲的朋友乙就去找饭局上各单位的领导，表明自己的心思就可以了。“那些饭局上的各单位领导心里难道会没数？自然会给‘下面’打招呼，会给‘下面’交代，让多照顾这位副省长的朋友。自然而然，这位副省长的朋友乙就‘顺理成章’地投标成功，揽到了工程。”

　　陆群分析，上述利用领导影响力捞好处的饭局很“高明”。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副省长甲并没有留下批条子之类的证据，更没有直接给“下面”打招呼的行为，乙的公司是通过招投标的正常程序获得项目的，看上去“合理”“合法”。而且，表面看来，副省长甲没有从中收取好处，没有权钱交易行为，也没有利益冲突。大家只是“很巧合”地凑到一起吃了一餐饭，很难将其定性为违反原则的事情。

　　问题是，假如乙和其公司从这个项目可能只赚了1000万元，但搭上了这条线，乙和其公司今后可能获得更多的项目，甚至赚5000万元、1亿元都是有可能的。过了几年甚至几十年，副省长甲退休后，再找乙开口，说自己的某个亲戚经济上现在有点困难，向当初揽工程的老板借几百万元周转，甚至还“正儿八经”地写下欠条，欠条可能还写得十分正式，包括多少利息都写得很清楚，但双方都很明白，这笔钱是不会还的。这无异于“老虎借猪——有借无还”。或者说，副省长甲从官场功成身退了，想再体验一把商海浮沉，想弄个公司玩一下，他也会跟以前揽工程的商人（如乙）说一声，让对方投资，自己则在其中当个顾问，或者持有股份。这种期权腐败很难被查出来。

　　“在过去，官员与商人的一锤子买卖最常见，一边打招呼，一边收钱。这种情况一旦被发现，就很容易定性为行贿受贿行为了。一旦有什么蛛丝马迹，领导一被‘双规’，破绽就会露出来，很多案子都是这么破的。”

　　但陆群同时不无担忧地指出，现在的一些贪官越来越狡猾了，比如说有的官员会经常到监狱去接受警示教育，听那些被绳之以法的贪官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的过往。这种贪官现身说法的教育确实能给很多官员以警示，但不排除有的领导干部会从落马官员的警示教育材料中琢磨出“规避风险”的门道：怎样才能避免落马官员的“低级错误”？怎么才能吸取落马官员的教训让自己贪得不留痕迹？一些领导的腐败欲望深不见底，腐败手法“深藏不露”，贪官们也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才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