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强，男，1960年出生，辽宁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2012年4月6日，因在处理凤城市供暖不达标而引发的群体事件中工作不力，王国强被免去凤城市市委书记职务。4月24日，王国强潜逃美国。2012年6月，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王国强立案侦查。2014年12月22日，王国强回国投案自首。

　　我曾是一名时代的幸运儿。1979年当我刚刚高中毕业，就参加了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3次高考，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生；1983年当我刚刚大学毕业，就被选拔确定为全省干部第三梯队的重点培养对象；1984年当我参加工作刚刚满一年，就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85年，当我刚刚庆祝完25岁生日，就被提拔任命为东沟县审计局党支部书记、主持东沟县审计局全面工作的副局长。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党组织培养重用我，让我跨部门、跨地区、多岗位交叉任职锻炼，以丰富我的能力，增长我的才干，直至任命我为凤城市委书记、丹东市副市级干部，以便更好的为党为人民服务。是党组织把我从一名普通年轻人，一步步培养成为一名副厅级干部，党对我恩重如山。

　　但是，我渐渐放松了学习，放松了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的改造，放松了警惕，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逐渐弱化。工作年限的增长，手中权力的扩大，加之生活中许多潜移默化的不良影响，导致了我思想的蜕化。想个人的事情多了，想公家的事少了；攀比高薪的企业老板、羡慕有钱人生活的时候多了，关心百姓的困难和疾苦少了。到后来，在侥幸心理和享乐主义思想的驱动下，竟然触碰高压线，撞上防火墙，从开始时的接受吃请，接受农副土特产品，一点一点的开始收受钱财，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一失足成千古恨！惨痛的经历终于让我明白了：当道义和法纪遭到无情践踏的时候，无限而又不受约束的权力就必然极大的放纵膨胀而贪婪的欲望。对此，我痛心疾首，悔恨不已。

　　为了逃避组织调查，并寄希望于外国能够对我提供庇护，2012年4月，我擅自持因私护照离境赴美，滞留不归。

　　往事不堪回首，水不能倒流。这是我人生中一段噩梦，一段不愿回顾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今天的我悔恨交加，悔不该走过这么一段，但是大错已经注定，没有办法重新改写了。我想告诉心里面还存有这样或那样不良想法的人，不能再走外逃这条路了，这是死路一条。

　　我在凤城前后工作了十年。我走的时候是2012年4月，回来的时候是2014年12月，正好是两年零八个月。这两年零八个月期间，我的感悟太深了。好多成语在这两年零八个月当中让我真正理解了内涵，比如说浪迹天涯、亡命天涯、生不如死、苟延残喘、过街老鼠等等，这些词我都是用身心来感受了。

　　这两年零八个月说起来是那么的短，但对我来讲就像过了28年一样。这期间，我又怕中国发现我，又怕美国抓获我，致使我与妻子有护照不敢用，有病不敢就医，与国内亲人不敢联络，与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不敢联系。特别遗憾的是，为了不连累女儿，在美国两年零八个月，竟然不敢告知她我与她妈身在何处，更谈不上与女儿见面。就连乘坐交通工具也只能乘坐不使用护照的“灰狗”巴士（长途汽车）。至于我们当时的心境，那简直都没法形容，整天是度日如年，生不如死，我每一天都生活在这样的境遇下。从精神层面上看，我知道可能有很多人认为我跑了，跑到极乐世界去了，去了天堂。现在我才知道，美国不是天堂，更不是浪迹天涯、逃亡天涯的王国强的天堂，中国才是自己真正的家。如果在入监和我那段美国偷生的处境中两者必选其一，我宁肯入监。

　　我有电话，但不能用。我已经把自己害了，把家人害了！有亲人我不能联系，我想他们。我走的时候，我岳父88岁，已经是老年痴呆，生命的后期了，不久就会离世的。当一个年迈的老人是活着还是死了，我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结果，我的岳父和妻子的姐姐去世，我们都没能回国进行探望。

　　还有就是有病没法治。在美国期间，我不敢去看病，护照不敢用。别说去医院，连药都买不到，因为在美国买治病的药都需要处方，都需要持护照才能见到医生。我们宁愿病死，也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那可真叫一个惨呀。我的心脏不好有一段时间了，另外，潜逃美国期间，我的血压一直降不下来，最高的时候达到200。2012年8月，正值网上热议我逃跑事件的时候，有一天我心脏病就发作了。那一天，我正好出门，突然感觉到心区和整个后背疼痛难忍，满身的冷汗，好不容易挣扎着在路旁边的小椅子上半坐半躺，虽然能看见合租那个屋子，但我连呼喊求助的力气都没有。

　　在美国我不敢用护照，只能住那个“窨”（inn）。过去我不知道什么叫“窨”，就是路边店，就是个小旅舍。我专挑三十块钱、二十块钱的住。两年零八个月当中，我与妻子住过两次“窨”，一次住了两天，一次住了七天。整日不敢出屋，靠面包果腹，白天只能像犯人放风一样，在不足十平米的斗室里转圈踱步。但这不是长久之计，那地方像国内一样，警官经常上门查证件，根本就不能久待。

　　租任何房子都得出示证件，怎么办？就得去找合租屋。我们分别在南加州租住过三次合租屋。之所以租住合租屋，主要是合租屋的出租人都是二房东，他向房东出示他的护照租屋，我们从他手里再租屋时，有时他不向我们要护照登记，而且合租屋租金也便宜些。频繁搬了三次家主要是防止合租人怀疑而报警。合租屋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什么人都有，房客人高马大，声大如钟，少有修养，实在是让人惊恐，但是也得在那住。我爱人整天惊恐不安，我整日也设想和准备着发生不测，心里害怕呀！担心哪一天叫人一拳给打死、一刀给剁死了，上哪儿找人去？我和妻子白天躲在屋子里，傍晚才敢步行到超市买点吃的。

　　我的外语和没学也差不多少。我爱人的英语勉强还算够用，就只得靠她了。要不是我强行给她留到那地方，我这个人早就没有了，什么都“一抹黑”。

　　我在她面前说，人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当头各自飞，你属于不飞那个同林鸟。我这一生知足了，我得感谢你，是我把你害了，是我让你失去了你心爱的工作。她恨我呀，她整日以泪洗面，没有办法。那段期间她的毛病多了，脖子大了，可能是甲亢。晚上睡觉的时候她睡不着，一晚上也就睡四个小时左右，天天如此。她眼球也变硬了，当时害怕是青光眼，也不敢上医院去看。

　　我们住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在路上很少见到人。我听说离墨西哥湾很近了。就这样过了两年零八个月，整天就是两张含泪而惊恐的夫妻两人的脸在互相可怜的打量，现在想起来都特别伤心。在美国期间，吃的都捡最便宜的买，从来没有添置衣服，妻子没有用过化妆品，连我的理发都是妻子帮我完成，她自己的头发也由她自己剪。我痛恨我将妻子和我自己带入了这一绝境。现在我对美国没有一丝一毫的想法，再也不想去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成语也是我到美国之后感受特别深。

　　决定回来前，我每一天都在想回国自首的事，但都是忽左忽右，忽冷忽热。是党的政策感召促使我下决心回来。我觉得党和政府能够向全世界发布追逃公告，一定是认真的，一定是能让全世界看得见、摸得着的，因为是要接受全世界人的关注的，我深信不疑。

　　正面的感召就是呼唤外逃的“浪子”，希望他们回来，给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给了重新做人的机会，一个赎罪后还能站在阳光下，开启有尊严的平淡无侈新生活的机会。我庆幸党和国家的政策，让我终于迈上了回归祖国向国人谢罪的正确道路。

　　党和国家开展追逃行动有相当大的震慑力。在美国逃亡期间，我经常阅读当地的中文报纸，上网看新闻，看电视，实时关注国内发生的新闻，尤其是关于境外追逃追赃的消息。我知道十八大以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去打击腐败犯罪，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国际会议上都强调中国要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执法合作，全力缉捕外逃犯罪嫌疑人。我知道，追赃也好，追逃也好，都是长期任务，不会半途而废的。外逃人员总有那么一天不经意就会暴露的，很可能不是在街上被逮着了，就是自己把自己暴露了，这都太可能了。这也是促使我下定决心非常重要的原因。

　　最后，对出逃在外的那些人，我敢肯定的说，哪怕把曾经的不义之财成车成飞机的拉到美国，他可以在物质生活方面挥霍无度，但他的内心永远是挣扎不安的，永远是狰狞不堪的，他的感情生活永远是痛苦的！他没有幸福了。钱不是万能的，内心世界才是最重要的。当一个人整天被自己沉重的心理枷锁给锁住了，被这种巨石给压住了，他活的还有啥意义？他是个人呢，还是个鬼呀？！他是个活人呢，还是个死人呢？！他是幸福的，还是悲哀的？！那是不言自明的。这些人虽然出逃在外，但每一天心里都会纠结，因为他们也是人。我想他们有一天也会像我一样迈出回国自首这一步。

　　我也想把自己作为反面教材，来挽回由于我的出逃给党和政府造成的巨大、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负案在逃，深深伤害组织、社会、亲人，留给世人随意谈论的话柄，到头来仅仅剩下没有安全感和归宿感的苟延残喘、寄人篱下，代价何其巨大！所以，我一定要回来，通过向司法机关投案自首，承担罪责，求得法律最大限度的宽恕，求得人们多多少少的谅解，向关心我的组织和人们做出一个应有的交待。否则，我这辈子到死也不会心安。

　　因为我的犯罪，给党和国家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相关组织的工作一时陷入被动，人民的事业遭受损失，宝贵的司法资源被耗费。因为我的犯罪，也使我苦苦奋斗了三十年取得的一切瞬间化为乌有、成为泡影，使我永远背上了“贪官”“犯人”“刑满释放人员”的恶名，使我家人、亲人、后代以我为耻。对此，我永远也弥补不了自己的罪行。

　　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家人、亲人、朋友，我也对不起自己。我要用余生不断反省和忏悔罪行，通过实际行动早日重新做人。再次我要说声对不起。

　　法国一个小说家说过，灵魂要得到安宁。过去我不知道，我以为就是一种文学用语，现在我知道灵魂需要有一个地方来寄托，寄托在某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