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专家郑永年近日表示，“没有一个政权的清廉是一劳永逸的。人性本恶，一旦有机会，人们就会变得腐败。”他认为，要保持一个政权的清廉，改革是一项永恒的事业。

“政权的外在环境变化了，政权就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防止腐败和遏制腐败。”郑永年说，建设清廉政府必须通过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与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而实现。

在东方出版社刚刚出版的郑永年著作《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一书中，郑永年从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三个层面阐述了清廉政府建设。

 经济改革：政经分离和预算制度

“一般地说，在讨论清廉政府的时候，人们大多都会关注政治改革，而忽视了经济改革。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改革甚至比政治改革更为重要。”郑永年说。

那么，经济改革如何使得政府变得清廉呢?郑永年认为，最重要的是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在经济和政治之间建立边界。如果没有这个边界，政府可以随意动用经济资源，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其次是预算制度的确立。他解释说，经济和政治有边界，表明政府的运作必须“取之于民”。政府本身不是生产者，其运作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只能来自社会。那么，社会如何保证政府不会滥用其从社会吸取的资源呢?那就是预算制度。所有清廉的国家都具有透明的预算制度。预算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数量化”的管理。

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力量对比还是非常悬殊，政治力量可以随意越过边界，比如闯入民营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很难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边界，它们不得不求助于法律之外的手段。如通过和政治权力结盟，收买政治权力，而所有这些也滋生出无穷的腐败现象。

同样重要的是，没有政治和经济的边界连国有企业的产权也难以保护。到今天为止，国企没有完全企业化，因为国企老总仍然保持着行政级别。国企老总们与其说是企业家倒不如说是政治人物。国家政治权力和国企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边界。

在预算制度方面，问题更为严重。简单地说，目前还根本没有最基本意义上的预算制度。预算最重要的就是数字细节，其他国家预算中都会把每一分钱的用处说得清清楚楚。但中国的预算是没有细节的，所谓的预算就是大概给一个数，也不知道这个“数”的根据在哪里。

郑永年认为，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和预算制度是清廉政府的宏观制度条件。要保证官员的清廉，还需要其他很多制度的配合。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有两方面的经济制度非常有效，一是在发展早期的高薪养廉制度，二是收入的货币化。

 社会改革：培养社会力量，向社会放权

郑永年说，在讨论如何建设清廉政府时，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是社会的改革。简单地说，社会建设可以为清廉政府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不仅减少官员腐败的动机，而且也对官员的腐败构成有效的社会压力。

研究显示，腐败是官员追求私人利益的结果，即经济学上所说的“寻租”。如何减少和控制官员的寻租动机和行为?等到社会进入到中、高等收入阶段之后，“高薪”方法需要调整。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时候官员无需通过“高薪”也能享受体面的生活，而且也是因为在这个阶段，社会成员的教育水平提高，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要求也开始出现，“高薪”的方法会变得比较具有争议性。

郑永年介绍，根据欧洲的经验，这个时候的社会改革必须到位。社会改革就是要建设基本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这些也就是今天中国在讨论的公共服务。社会制度的建立对减少和遏制官员的腐败动机非常有效。因为有了这些大家都可以得到的服务，官员就无需通过自己的权力来获取。

郑永年认为，社会改革的另一方面内容即培养社会力量，向社会放权，或者还权于民。分权于社会，社会就会得到空间发展，社会就会逐渐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而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就会大大减轻政府的负担和责任。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范围就会缩小。而权力范围的缩小非常有利于清廉政府的建设。

郑永年说，向社会分权可以培养社会力量，对政治权力构成制约。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社会力量有了长足的成长，人民对政治的期望和参与政治的愿望也在快速增加。这要求政府以加速度改革自身，来满足社会的要求。

 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社会培养干部

“清廉政府的建设更需要通过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郑永年说，实际上，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都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才能推行下去。

郑永年认为，政治和经济、社会要有边界，政治内部也要有边界。任何国家的管理都需要公务员，主要是专业人才组成，是非政治性的。对公务员的廉政建设，也就是“吏治”，各国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如预算、收入的货币化和透明化等。

郑永年说，从清廉政府建设的角度，还有一个社会培养政治人才的问题。

他认为，官员都是从低层一级一级地往上提。这里有两个主要缺陷：一是培养干部的封闭性。因为在系统内部培养，干部很容易和社会脱节，这些官员在社会大众的心目中的合法性也就是认可度就经常会成为问题;第二是官僚心态。

如何改善?从公务员系统培养一个干部仍然会继续，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此外，郑永年认为，执政党可以考虑社会培养干部。

他说，社会培养干部对执政党来说成本很低。社会培养干部可以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从社会打拼上来，是竞争出来的，社会的认同度就高。社会培养干部比较清廉。这些人本来就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社会和经济背景比较好，他们出任公职不是为了养家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