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于洪生在《文汇报》撰文指出，社会学研究中往往把社会信任区分为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或者叫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传统社会诚信更多地依赖于人际信任，而现代社会诚信则更多地依靠制度信任。

 近代以来，社会诚信建设开始由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转变。传统社会诚信是基于熟人情感关系而建立起的特殊信任，其基础是经验性的“道德人格”，正是由于有了“道德人格”的担保，所以，人们之间的交往可以通过一种无任何明文规范的口头“君子协议”来展开，该协议存在于人们心中而不是纸上，大家以知根知底作为稳固的底线保障，并附之以熟人社会的舆论场来维护，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等信条作保证。

 现代社会，传统的人际信任的基础逐渐被瓦解了，制度信任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选择。制度信任是指以人们交往中所受到的契约、法规等制度的约束作为信任基础。人们可以不相信具体人的允诺，但相信制约具体人的那些制度，因为制度有国家力量作为后盾，具有强制性，所以人们相信，即使具体人不按照约定行事，相关的制度也会对其进行约束和制裁。违法必罚的法律逻辑所形成的稳定行为预期，是人们产生制度信任的基础。因此，当前的社会诚信建设，不仅需要传承中国人际信任的优良传统，还要顺应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实现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之间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