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之前我国的官吏职位是世袭的，即“世卿世禄”制，国家基本没有任用官员的制度和办法。秦朝建立以后逐步制定对官吏的任用法规，西汉景帝时探索实行回避制度，对地方各级官吏的使用首先在地域上开始加以限制。由于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特点，尤其是宗法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左传》所谓“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就是当时“国家”的真实面貌。加之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的封闭性分散性，封建统治者实行“仕官避本籍”的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强化自身统治，防止不避本籍所成的“州郡相党，人情比周”“瞻徇之弊”，使中央的政令、法令的执行不受干扰和阻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效能，减少了封建社会官场腐败现象，使吏治得到相对澄清。回避原则可以说是我国传统官制的一大特色，历唐宋不断健全，至明清基本完善。明清两代厉行回避制、“流官”制，全国除土司地区和规定必须由孔姓掌权的曲阜县外，其余所有县官都必须由外省人担任而且任期很短。在这套体制下，朝廷政令可以一竿子插到底，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可以削弱到最小限度。

官员回避制度在不同朝代其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地区回避，凡为官者不得在本地做官，即回避本籍。汉时期出台“三互法”，即“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唐朝规定不许任本籍州县官及本籍邻县官。宋代，地方官员不仅须回避本籍，而且非本籍但有地产的亦须回避。北宋时正式规定任职须回避原籍。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曾有诏文规定，“知县注选虽甚远，无过30驿。”古代一驿30里，30驿为900里。可见北宋的地理回避制度以900里为限，其概数即为千里。北宋的这种制度被以后的历代王朝所沿用，至明代形成一种非常重要的人事制度。二是亲属回避，是指有亲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地区或同一衙门做官。如遇及，则官小者回避；同级官，后到者回避。亲属回避制度在清朝时期比较完善。清代顺治时，就已作出亲族回避的规定：现任三品以上的京官，其子弟不得考选科道官；父子、伯叔、兄弟不得共事，官位低者回避即调离另任。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又补充规定，凡大学士之子弟，不得任内阁学士。这些规定，主要限定在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范围。乾隆时，进一步扩大应回避的人员，即外姻亲属被列入主要对象：要求在京的各部院满汉堂司各官员，有外姻亲戚关系者，如母之父与兄弟、妻之父及兄弟、本人之女婿、嫡甥等，若在同一个衙门任职，官职低者回避。个别特殊的部门，如军机处，又制定该部门的回避规则。此外，对部分特殊身份的人如盐商人员，亦有回避之规定：不准他们入选户部司员；如祖孙、父子、嫡亲伯叔、兄弟中有盐商者，其相关的亲属不得在户部为官；如堂兄弟以下远近宗族，即使无运本股份投入，但与盐商系同宗同族，也应引为嫌疑而回避。户部掌全国钱粮、土地及税收等。盐业为国家财税之源，亦在户部的掌握之列。避盐商子弟在户部为官，是防止其亲属徇私舞弊，防患于未然。以上，为京官回避制。当然，并不是所有部门与相关的内外亲属皆需回避，对此也区别对待。三是科场回避，即主考官及同考官的子弟不得同入试场，后来回避对象扩大到五服之内及亲姑、姐妹之夫与子，母、妻之亲兄弟子侄等。科场回避制度发端于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别头”是最明显的例证。到了清代，朝廷规定凡乡试、会试主考、总裁和其他考官的子弟均不得入场。雍正继位后，下诏令要求考官子弟应回避者别试于内阁，或仍在考场而另编座号，再派大臣出题阅卷，相当于宋代的“别头”。乾隆以后，科考选人回避制度更加严厉，回避亲属范围非常大。四是诉讼回避，即主审官凡遇有亲属诉讼案件，或主审官与当事人素有仇隙，此案须更换他人去审。诉讼回避在古代称为“换推制”。诉讼回避立法首见于《唐六典》：“凡鞫狱官与被鞫狱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到了宋代，诉讼回避的范围更广，规定也更加细致。南宋时期，法律对于有应回避情形而不回避的，还要科以杖一百的处罚。

为了确保回避制度的有效执行，明清政府规定候选官员向吏部投供验时，必须随缴履历亲供和同乡京官印结，如实填写原籍、祖籍、寄籍等情况，以及祖孙三代身份等等。官员领凭赴任后，所在督抚还得进行审核，“确查所指之省有无先行流寓、寄籍、置买田产，与本身父子胞兄弟、胞伯叔侄开设典铺，及各项经商贸易，及在各衙门协办钱刑等事，取具同乡官印结，声明是否顶替。”然后咨报吏部，“以凭核办”。违反回避规例，本人应该声明的而没有据实说明，或“故意掩饰，希图规避”等等，分别要受到革职、降级和罚俸等处分。有关主管官员若有“徇私瞻顾”，或“讳饰隐匿”、“扶同捏报”者，亦应受到革职、降调、降级留任等处分。

为了保证监察职能的公正行使，中国古代还实行监察官任职回避制度。北魏时有明确的规定，士族子弟不得任监察官。唐宋以后回避制度趋向严格。唐代宰相杜佑之子杜从郁被任命为谏官左拾遗，遭到御使反对而改任他职。宋代规定，凡宰相所推荐为官的人，以及宰相的亲戚、子弟、属官，都不得充任监察官。明代在唐宋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并令巡回监察官回避原籍，或曾任官、寓居处所等地，以防亲朋故旧干扰监察。在监察过程中，若案件牵涉仇嫌，主管监察官亦应提出回避；否则，因此而致案件枉违者，加重处罚。清代规定，现任京官三品以上及外省督抚子弟不得考选科道，本籍和亲属也是监察官领受使命时必须回避者。

古代为官的回避制度，发展到封建社会晚期，其弊端也逐渐呈积重之势。因为这种制度下官员完全对上负责，滋生了“短期行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甚至为了哗上取宠、显示政绩以求早日升迁，还会匿灾不报、冒歉为丰、苛征钱粮、虐民媚上。所以，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开始对这一机制进行反思。梁启超说，中国自古以来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戊戌维新派也抨击封建地方官僚政治制度，谭嗣同指出：“不得官于其乡五百里以内”的定制，使异地赴任的地方官在所辖之地因“疆域回隔，风俗攸殊”，“地非素习，人无旧识”，往往“视民如驿卒”，而民则“视官如路人”。1898年初，时已回国并代理湖南按察使，在湖南襄助推行新政的黄遵宪，发表演讲时将朝廷任命的地方官称作“宴会之生客，逆旅之过客”，他们“入坐堂皇，出则呵道”，对百姓的疾难困苦毫不关心，百姓对其勤惰贤否亦不了解，官民相隔。

在中国古代，回避制度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从根本解决结党营私弄权的问题，但鉴于其避免官员形成乡土意识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的最初用意，仍应充分予以肯定，且这一制度对我们今天的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