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至今二十八名“大老虎”一审获刑“拍苍蝇”查处千余起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坐在豪华越野车中,前有景区工作车辆开道,后有当地“摄友团”追随,目之所及水光山色,心中禁不住有些得意:“没有我,这里的美就被埋没了。”

    发此感慨的是秦玉海,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11月28日,他被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

    11月,除了秦玉海,还有9名“大老虎”一审获刑,平均3天1个。如此节奏,让不少公众感叹,11月是2016年度宣判“大老虎”频率最高的一个月份。

    惊讶还未结束。

    进入12月,自13日开始至16日,法院接连对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斯鑫良、江苏省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作出一审判决。宣判之集中再次让公众惊讶。

    不过,在反腐败专家看来,以“审判季”形容2016年“打虎”态势并不为过,而这,只是2016年反腐特点之一。

    已一审宣判28名中管干部

    爱好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培育情操,提升修养,也可能由“好”而“贪”、由“雅”而“腐”。

    秦玉海就倒在了这把“双刃剑”下。

    观察秦玉海的履历可以看出,在组织的培养下,他从一名油田工人成长为高级领导干部,其中的努力可想而知。

    而在他的仕途中,河南省焦作市无疑是重要的一步。

    1998年12月,时年45岁的秦玉海从黑龙江省交流到焦作市担任市委副书记、市长,两年后担任市委书记。

    他在焦作期间,力推当地调整经济结构,以发展旅游业替代煤业,5年间实现了由“黑”到“绿”的转身。

    彼时,秦玉海“几乎每周末和节假日都会上山摄影”,因为他,当地的云台山扬名全国,入列国家5A级风景旅游区。

    他的角色开始错位,他的爱好终于招来“私人定制式”腐败。

    于是,一位行贿者表示:“对迷上了摄影的官员,如果你送给他一台相机就相当于送上了‘精神鸦片’,当他咀嚼‘精神鸦片’的时候,就无法自拔。”

    于是,一家公司动用100多万元公款为其购买摄影器材24件。

    十余年间,秦玉海为摄影“烧”的钱高达千万元。但是,用他的话讲,“自己却从没有花过一分钱”。“只要是为了摄影,一切都可以接受。”他宣称。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至2013年,被告人秦玉海利用担任焦作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2000余万元。

    《法制日报》记者根据公开消息统计显示,截至12月19日,包括秦玉海在内,今年以来已经有28名中管干部获刑,超过此前两年数字之和——2014年5名中管干部获刑,2015年则有16名中管干部获刑。

    对此,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众多落马官员涉嫌犯罪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今年以来我国反腐败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进入了审判贪腐官员的“高峰年”和“审判季”。

    11个月查处1068起微腐败

    12月1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最新的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河北省顺平县腰山镇党委原书记杨爱民、正童村党支部原书记齐永喜就在其中。

    2015年6月,齐永喜和村党支部副书记朱喜贵伪造村民代表会记录,违规将187亩集体林地承包给其“拜把子”陈起松,并私自约定土地补偿款归陈起松所有。

    同年12月,顺平县启动有关征地工作。镇干部马国平、齐永喜与陈起松签订征地补偿合同,经杨爱民同意后,陈起松领取了应属村集体的土地补偿款1234.20万元,并多领地上附着物补偿款170万元,杨爱民通过齐永喜收受陈起松贿赂25万元。

    事发后,杨爱民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马国平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处分,齐永喜、陈起松受到开除党籍处分,上述4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朱喜贵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加上这起典型案例,中纪委此次共通报了9起典型案例。

    在此次通报两天后,12月1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11月通报。《法制日报》记者统计中纪委网站发布的数据发现,截至11月,中纪委网站共计通报了1068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这是今年反腐败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即中央反腐败策略更加注重“拍苍蝇,惩微腐”,治理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扶贫领域腐败问题。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还披露,今年1月1日至8月29日,一共公开曝光了扶贫领域突出问题325起。在325起典型案例中,“村官”是主要违纪群体。

    “基层腐败的治理是反腐败漫漫征程中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最关键的‘一公里’,是决定反腐败能否赢得民心的‘一公里’,也是决定反腐能否最终取得胜利的‘一公里’。”杜治洲说。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伟表示,正因为此,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明确指出,“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反腐败向基层不断延伸,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成为工作重点。

    新增外逃人数进一步下降

    12月9日,在第13个“国际反腐败日”到来之际,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刘建超接受采访时表示,“截至11月,今年‘天网’行动共从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908人,其中外逃国家工作人员122人,追回赃款23.12亿元,‘百名红通人员’19人”。

    在19名“百名红通人员”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杨秀珠。

    11月16日,“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在逃犯罪嫌疑人杨秀珠,从美国回到中国投案自首。

    杨秀珠此前已经潜逃海外13年之久,她甚至曾表示,“死也要死在美国”。

    2003年4月,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外逃,先后窜逃至中国香港、新加坡、法国、荷兰、意大利。杨秀珠外逃美国后,中方通过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反腐败工作组渠道向美方提出协助遣返杨秀珠的请求,并提供了相关证据和线索,美方遂将其逮捕并羁押。

    《法制日报》记者统计发现,自2014年以来,我国已追回“百名红通人员”37人。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分析称,细数已归案的37名“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不难发现,2016年从美、加、澳、新等西方发达国家追回来的外逃人员,相较于2015年有明显提升。

    在宋伟看来,反腐败国际追逃织就“天网”,也是今年反腐败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

    宋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今年9月举行的G20杭州峰会通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等重要反腐败成果,说明中国在反腐败国际合作方面主导权不断提升。

    “我国与G20各国开展反腐败合作,建立相应的追逃追赃合作机制,有利于我们国际追逃追赃,同时也会对贪官形成威慑。”庄德水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

    对此,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称,2015年首次实现追回人数超过新增外逃人数,2016年新增外逃人数进一步下降。

    出台多部党内法规完善制度

    2016年11月2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2016年10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320起。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截至2016年10月,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46431起,处理196947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98836人。这些数据,无疑是“越往后执纪越严”最直接的体现。

    在总结中央八项规定实施4年来的成绩时,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称,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

    事实上,不仅是铲除不良作风要靠法规制度,各项反腐败工作都要靠法规制度。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通过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推进制度反腐,正是2016年我国反腐败态势的一大亮点。

    2016年1月1日,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开始实施。5个月后,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同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以一系列制度设计织密防范干部“带病提拔”之网。

    同年10月,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宋伟的观察是,随着《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制定和修订党内法规制度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科学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初步形成。

    庄德水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推进制度反腐,正是今年反腐败的最大亮点。“党内权力运行制度化、党纪处分制度化、党内监督制度化、党内问责制度化等,为反腐败提供了制度依据”。

    “制度反腐的特征非常明显,这也预示着我们反腐败从治标走向治本。”庄德水认为。

    在杜治洲看来,中央今年出台的多部党内法规,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经验和成果制度化,也就是为了从制度上立规矩,预防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