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高度看反腐对经济的贡献
发布时间：2018-03-20 作者：汪锋 姚树洁 曲光俊 点击数：
文献评述
在经济学研究中，腐败被定义为政府官员为了私人利益滥用公共权力。虽然政府官员腐败被各国法律所禁止，但文献中对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却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
一种是“有效腐败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一些理论研究从政府行政干预会带来市场扭曲出发，认为在制度不完善时，腐败可以帮助企业绕开无效率的政府行政干预，降低市场扭曲带来的成本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观点得到一些实证研究支持，如Egger & Winner使用跨国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如果腐败给企业带来的便利超过了企业为腐败支付的成本，腐败将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Barassi & Zhou使用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投资数据发现，虽然东道国腐败会降低跨国公司进入的可能性，但跨国公司一旦进入，那么腐败程度越大，跨国公司的投资力度也将越大。
与“有效腐败论”相对立的是“有害腐败论”。这一观点源自寻租理论，认为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掠夺之手”。腐败的非法性和隐秘性使其带来比税收更为严重的市场扭曲，使生产活动的回报低于寻租的回报，导致社会资源被配置到寻租活动中，而不被用于生产活动。大量实证研究支持“有害腐败论”。Mauro最早利用跨国数据实证检验了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用经济学人报业集团发布的商业国际指数衡量跨国腐败程度差异，发现腐败会使投资率下降，进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Mauro还发现，由于从不同政府财政支出中获取贿赂的难易程度不同，腐败对政府用于教育支出的比重有显著的负影响。Mo使用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发现腐败带来政治不稳定，进而减少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阻碍了经济增长。Javorcik & Wei使用企业层面数据发现腐败会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并使跨国公司在进入新市场时更多地选择与当地企业一起组建合资公司。
由于上述两种观点存在矛盾，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决于特定的制度特征。Méon & Sekkat发现腐败对经济增长和投资的负面影响程度取决于政府治理水平。Méndez & Súpulveda认为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单调关系，在低腐败水平下，腐败能够起到经济增长的“润滑剂”作用，但当腐败超过特定临界值时，腐败将不利于经济增长。Aidt et al.认为在高质量政治制度的政府管理体制下，腐败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作用，而在低质量政治制度的政府管理体制下，腐败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Aidt认为，腐败有益于经济增长的现象仅仅适用于存在制度缺陷的国家，而在其他国家，腐败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Méon & Weill讨论了生产率与腐败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制度完善的国家，腐败对生产率的提高带来负影响，但在制度无效率的国家，腐败与生产率正相关。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腐败问题与经济高速增长并存，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杨灿明和赵福军发现预算外支出为腐败行为的发生提供了便利，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腐败浪费了公共支出，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孙刚等认为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一部分腐败活动可能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张军等认为腐败对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扩张可能有正面的影响，相对于人力资本（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在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上的投资活动更容易给潜在的竞标人创造“寻租”和政府官员腐败的机会。吴一平和芮萌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发现中国各省的腐败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腐败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弱于中西部地区，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弱化了腐败对经济增长的正影响。刘勇政和冯海波在传统研究公共支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腐败因素，建立一个包含家庭、厂商和政府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公共支出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腐败的发生降低了公共支出效率的正效应。姚树洁利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增长事实，特别在“新常态”下，在面对内外各种经济发展压力和挑战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全球十大经济体最好的经济表现，证明中国十八大以后的反腐斗争不仅没有影响经济增长，反而有利于长期的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上述文献，都局限于研究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没有涉及到反腐力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然而，腐败与反腐败是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要系统、全面理解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必须回答“反腐败是否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这一重大社会命题，也是现有中外文献鲜有涉及的问题。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焦点所在，也是本文对现有文献的重要补充。
研究结论
腐败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很少得出相同的结论，这与研究的对象、方法、国情、经济发展阶段都有密切的联系。为了克服传统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首先不直接研究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是研究腐败、反腐败和经济增长的三角关系，并以中国作为特殊的例子进行研究，得出非常有意义的研究结果，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理论和实证空白。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提出独特的途径，包括腐败程度和反腐败力度的实证估计，以及利用内生生产函数估计反腐败、腐败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利用中国省级数据研究了外生的政府反腐力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反腐如何促进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的理论机制。在后世界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力度放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最快的时期是2011年和2012年，这与党的十八大以后的强力反腐没有关系。相反，从2013年到2017年的上半年，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平稳而且持续的增长状态，这与十八大以后的强力反腐斗争相得益彰。2017年上半年，在全球其他经济体还处于低迷的状态下，中国实现经济平稳向好的发展。GDP增长速度回升，外贸总量出现超过两位数的增长，人民币汇率稳定并略有回升，就业情况出现前所未有的良好趋势，这些我们认为都与反腐斗争有关。因为有效反腐不仅不会拖累经济增长，反而会增加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一个风清气正的国家才可以保证经济长期可持续而稳定的增长。
利用严谨的研究手段，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充分证明了上面的理论假设。本文主要的贡献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地区腐败问题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各省检察机关“立案数”的性质进行了检验，指出并验证了腐败案件数量不应作为腐败程度的代理变量，而应视为反腐力度和腐败程度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是沿用Goldin & Glaeser采用媒体腐败案件报道量作为腐败程度测度指标的思路，结合中国官方媒体的特征，提出可以利用省级党报上含有关键词“腐败”的文章的出现频率来衡量地区反腐力度；三是引入反腐力度、腐败程度以及两者的交叉项，建立动态面板数据差分GMM模型，对反腐力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避免了以往研究中直接将腐败程度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发现：（1）反腐力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受腐败程度的影响，当腐败程度较低时，政府采取积极的反腐行动将有利于经济增长。（2）只有当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反腐行动无法遏制及降低腐败程度的时候，反腐才会阻碍经济增长。然而，党的十八大以后，腐败程度明显下降，反腐的努力没有妨碍经济增长，中国最近几年的经济稳定增长，表现明显好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就是最好的例证，完全符合本文的理论推断。（3）从长期来看，持续高强度的反腐能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降低腐败程度，逐渐使市场自由竞争取代腐败活动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从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反对片面强调腐败会对经济发展起到“润滑剂”作用，进而简单地认为“反腐行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的观点。实证研究证实，存在一条通过反腐行动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最优路径。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一方面将重构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直接提升中国经济运行的效率和社会公平；另一方面，反腐斗争增大腐败成本，降低腐败程度，因而间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客观、全面、系统地证明了反腐斗争不仅没有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反，目前的高强度反腐斗争将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