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传播的意义叙事与实践创新
发布时间：2018-08-31 作者：姬德强 点击数：
2015年初，“反腐败传播”（anti-corruption communication）的概念被提出，意在将传播学中的媒介再现、媒体动员以及基于互联网的监视理念纳入反腐败研究，为后者提供了解释媒介化社会中反腐败进程的跨学科视野。
在社会建设领域，从传播的视域看反腐败，主要局限于处理信息流动和关系建设问题，尚未触及通过反腐败传播要制造什么样的意义叙述。对新时代的中国社会而言，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纵横交错的反腐败传播，应聚焦于“意义”这一问题，需通过解释不同媒介技术和传播形态与反腐败的互动关系，进而去触及反腐败的复杂内里和社会基础问题。
反腐败传播的理性诉求
现实中，在国家反腐体系高度封闭运行的前提下，基于大众媒介和新媒介的反腐败传播，应确保反腐工作的权威性、保密性和高效率。而在体系外，反腐败传播又需充当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沟通平台，首要任务便是夯实国家反腐体系的社会基础，提升人民群众对国家制度的认同感，从而为政治信仰的树立搭建通道。为此，需要反腐败传播介入并处理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第一，意识形态的斗争。我国政府的反腐败需要进一步明确新闻宣传工作的阵地意识，树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反腐败工作中的领导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要坚守“红色”主阵地，敢于对“黑色”地带亮剑，大张旗鼓地转化“灰色”地带思想，让反腐败的社会舆论也秩序井然、正气充盈。第二，政治制度及其变化的解读。中央有关巡视工作的新制度设计，以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反腐败的新方略，需要进一步通过大众媒介和各种新媒介进行解读，让人民群众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第三，调整社会道德伦理的失序。有学者指出，要将更多政治认同落地，就要将其转换到“与现代精神相匹配的‘程序’‘法理’的传播上来”。过往五年我们所看到“大廉政”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各地兴起的“廉政馆”展示了反腐倡廉与地方文化传统的潜在关联。由此可见，我们应积极将反腐败传播紧密结合传统道德和伦理观念，从而更加丰富地实现反腐叙事的在地化。
反腐败传播的感性诉求
通过调研发现，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对于反腐败工作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如果说“打虎”更多是新闻，那么“拍蝇”才是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相关的生活议题。如果“打虎”更多是针对党的事业的组织者、推动者和落实者的“关键少数”，那么“拍蝇”是塑造反腐倡廉群众基础的社会心理机制。这里，我们将反腐败传播的社会心理机制概念化为“情感动员”，主要是为了解释广大人民群众如何被“召唤”进举国反腐的社会进程中，其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情感表达和意义生成，对政治信仰的建设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传播在感性诉求方面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利剑高悬的“震慑”效果。从制度话语（包括领导人讲话和政策）、新闻报道（包括短消息和硬新闻）和艺术作品（比如《打铁还需自身硬》等政论片中的旁白和当事人自述）的表达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反腐败传播对党政干部的危机意识塑造，对社会风气的紧张化处理。目的和效果是合二为一的，即形成“不敢腐”的政治局面。第二，通过不间断的立场宣称和故事讲述，用“永远在路上”的绝对性话语，重塑人民群众对反腐败体系将保持长期有效性的信心，进而展示了可预见的带有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特征的善治体系的未来，也就形成了“不能腐”的社会心理判断。第三，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改革魄力和领导力的高度认可，并将这一领导力的高度认同延伸出去，见贤思齐，从而形成“不想腐”的干事动机。
需要指出的是，反腐败传播的感性诉求和理性诉求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互相影响、相互助力。在被称为“后真相”的时代，我们一方面需要延续理性讨论，另一方面也要关注情感表达的重要性，如此才可以把握住反腐败传播的大局，实时把握和回应社会舆论与社会心理的发展态势。
反腐败传播的融媒体创新
那么，如何从实践层面发挥反腐败传播的积极作用，充分调动各类媒介资源，实现夯实政治认同和情感动员的目的？
首先，反腐败斗争的进程要求不引发社会舆论环境喧哗，因此对“信源”的把握和掌控非常关键。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联合监察体系，成为反腐败信息发布的唯一信源，在信息的保密和发布、叙事结构和话语风格等方面，充分展现出信源的上游性、权威性和严肃性，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杜绝了各种混淆视听的流言、谣言和负面观点的产生。
其次，要注意在信息爆炸的环境中，“择机”进行反腐败传播的信息传播。一方面，在重大纪检监察活动发生之前，通过主流媒体配合进行主题宣传——包括播放政论片——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委宣传的常规动作，形成了持续而稳定的主旋律主导的社会舆论场；另一方面，新闻发布的“周五打老虎，周一拍苍蝇”契合了媒介化、网络化、移动化的信息时代中，人民群众展现出的新的信息消费习惯和传播生态，从而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反腐败议题在社会舆论中长存热度和较少烈度，实现了反腐败传播的正面涵化效果。
再次，要广泛利用融媒体现代传播工具和渠道，在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助推下，更具广泛性和贴近性地提升信息传播的增长点。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领传播改革风气之先，率先实现了“五网合一”，整合了网络传播渠道，开辟了网上举报通道，开发了多个“中央纪委”应用终端程序，使得中央纪委的机构动能，逐渐转变为以惩戒和正风为职责的舆论正能量。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何种新媒介技术和平台，都值得反腐败传播所征用。
简而言之，十八大以来，通过掌控信源、把握时机和充分利用多媒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腐败传播，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强大的议程设置，既夯实了政治认同的基础，也动员了人民群众的情感共鸣，为新时代中国社会政治信仰的建设提供了强力支持。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廉政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