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立意高远、影响深远、行将致远，实质性地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建设“伟大国家、美好社会”的重大命题。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论断再次强调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和任务。发展的现实表明，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重大主题，业已成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关键任务之一，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时代背景下，要“在场性”地准确认识和科学把握国家治理，可以尝试从五个关系维度来展开思考。

 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维度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进入新时代、面对新矛盾、呼唤新思想，就应紧紧遵循“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就要开启新征程，实施“两步走”战略，从而实现中国梦。这是十九大的逻辑，也是我们认知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思路。这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便是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我们以什么理论指引走向何方。的的确确，经历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六十九年的共和国建设，当前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变化，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56.5%以上，在城市生产生活的人口占比近58.5%。这表明，中国正在由一个“乡村的中国”逐步转变成为“城市的中国”，正在由一个农业农村的社会逐步转变成为工业化、服务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社会。因此，面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主要矛盾，就需要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在理论上回应如何将国家议程从“效率增长模式”循序转变成为“效益发展模式”，解决人们“生存性需要”基本满足条件下向“发展性需要”转变的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实践中，就需要更好地贯彻新发展新理念、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譬如，需要从全面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出发，把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做好党政融合、功能优化工作；又如，需要研究决策与执行的法治化和效能化问题，通过调节经济发展和社会共享之间关系，实现结构性战略再平衡；再如，需要深入反思单纯的区隔化、城市主义思维，正视和回归乡村振兴的国家治理战略功能。因此，新时代下要提升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就需要对理论与实践关系做出适配性、互恰性和建设性的调整与更新。

 基于此，对新时代国家治理绩效的实践评价，需要实现社会化、法治化与综合化方面的转变。社会化的转向就是要突破简单的以政府偏好为中心和自我评价，发展民意导向的政策过程和绩效评价体系；法治化的转向，即倡导国家政策决策与实施的规范化、制度化，确保社会的有序参与，以及权益的均衡保障，提升建设的理性化程度；综合化的转向，则意味着需要对建设发展进行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度的综合考评，导引高质量发展的再平衡功能之实现。这样转向的要义在于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实现由“物本”向“人本”模式与机制的深层次实践转变。

 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维度

 我们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党的十九大对国家经历经年建设发展后做出的审慎而理性的重大判断。但与此同时，以新的经济体量、新的社会结构、新的实践能力呈现出来的共和国，之于改革开放初年又存在着实实在在的“能级差”和影响力区别。这表明，新的历史时期，国家治理的根基和依据，尽管出现显著变化，但却不是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清醒需要理性，更需要自信。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讲就是基于历史发展给予的“场景限定”和“实践依据”，国家能够在“虚幻共同体”（马克思语）的构建内以特定自主性的方式实现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达致既有能力又有效益的可持续发展。换言之，进入新时代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既是权力逻辑发展出超然于资本逻辑的有效性需要，更是权力逻辑得到权力逻辑系统规制和制度化接纳的合法性使然。为此，新时代的国家治理既需要深切地理解和把握改革开放的逻辑，又需要联系、衔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优良传统，同时还需要参透、融合到我们祖祖辈辈存续发展的心理文化和行为结构之中。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忘却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更为重要的是，忘却历史我们则极有可能忘记了出发的初心、失却了前行的依据。从这个角度讲，新时代的国家治理既需要充分尊重本源型传统与复杂现代性依据，扎根于乡土性制度底色向城市性增量循序转变这一根本事实，做好诸如新型城镇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式、协调性发展，又需要精准回应深度市场化的需求，更深切地理解和把握经济规律，尤其是实践中逐渐摆脱对行政的过度依赖，同时通过构建和运行完备的法治体系，规避资本逻辑对于社会诸领域的同质化“殖民”所造成的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降低国家治理的“风险成本”。特别是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深度型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未来。

 线上与线下关系的维度

 复杂现代性发展情势下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给国家治理勾勒出了一个与人们日常“在场空间”看似迥异、而实际却是“关系万千重”的“缺场空间”——“线上空间”。这为国家治理提出了新命题、新挑战。在一个主体性与场域性二重性特征鲜明的线上世界，我们可以从本体论意义出发，视网络政治为通过交互方式以寻求生存发展的政治形态，也可以从方法论角度把网络政治看作是社会力量互动博弈的场域政治。这样，诸如在场与缺场、解构与建构、生产与传播、政治资源与社会资本、生态系与社会熵以及有效性与合法性等复杂问题，便会成为将历时性命题压缩转变成为共时性表达的复杂国家治理问题。

 在一个现代化深入推进的大转变年代，国家治理需要将“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一体化、开放式的公共政策优化，为人民政治发展导向下的本体性焦虑寻解。这需要深度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理解性地切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在对策建言、战略引领、思想创建、秩序建构等层次上，进阶式地契入到满足大国民生、风险社会、协同创新等内生新需求的智识作为系统之中，从而深度消除经济社会结构的对立性，实现“权利再造”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譬如，大数据正深层次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重塑着社会治理范式。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当然内容和基础，可以通过深度运用大数据，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克服“信息孤岛”“数字鸿沟”等“技术藩篱”现象，竭力规避碎片化、应景式、悬浮式治理，另一方面对于回应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型、开放型、服务型和质量型发展趋势也富有价值。为此，应更加务实地依托于“五位一体”的治理体制，高效地促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四化”协同，持续更新社会治理生态系统，深入开展“全要素”嵌入式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基层结构模式构建，既要有向下、向内的坚持，更要有向外、向远的视野，以利于国家可持续地提升管理服务、促进民生福祉的改善。

 结构与功能关系的维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对国家治理结构进行调适性的优化，透过功能改造和功能释放，引领性地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高质量发展。作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包括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两个层面的丰富内容。前者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后者则是指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诸如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作为“国家联合市场和社会力量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国家治理的主体、过程与产品具有统一性，即以执政党与政府为核心的治理主体，通过利益表达、利益综合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等过程的循环往复，输出自由、安全、福利与团结等公共产品。为此，提升以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制度建构能力、进行制度化与协调性的治理是重中之重。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在充分发掘现有国家制度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在结构与功能方面的现代性建设，亦即提升国家治理结构的规范度与治理能力的有效性。作为实践中的国家建构，国家治理现代化旨在不断提升治理的民主化与效能化，前者指向解决提供制度保障问题，后者旨在落实让公共治理结构运转起来并产生预期治理绩效的问题，促使国家成为保障和发展公共利益的现代公共管理者与服务者。

 从国家均衡建构的角度讲，现代背景下的国家治理，在结构上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与权利的理性化制度关联；在功能上要拓展的是基于政府与市场有机作用关联基础上的实践机制平衡，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治理体系。这样才有可能拥有真正有效的社会参与社会利益配置的动态平衡。从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的视野看，这也是真正深度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需要。作为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治理现代化，表面上集聚的是物态现代化，然而实质上最应该解决的问题是权力与权利关系的现代化，即在政府价值层面、治理结构层面和治理能力层面的现代化。在体制转型与发展转型重叠的双重转型关口，关键要解构“主客同体”张力中地方政府所面对的阶段性“角色不适”与“效能递减”困局、探索社会结构日渐分化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社会边界的动态调整与交互机制的引导性重构重建，从而促进治理工具的合理选择和有效组合。

 中国化与全球化关系的维度

 全球化时代最为主要的行动单元国家在主权维护与形象建构方面，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与挑战。资本、人才、科技等资源的全球加速流动，既让我们获益匪浅，同时也为我们带来大量不可预知的后果。国家的制度运行、行为模式与治理秩序构成全球化进程的当然组成部分，但全球化超越国家疆域而带来的全球主体性交互，无时无刻不在叩问着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国家认同等问题也日渐凸显。

 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多中心化的倾向；既是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全球化广泛影响下的国家治理以构成性内容和基础性战略嵌入到中国国家建构之中，为国人在变迁“认异”基础上建构国家能力提供了机遇与动力。我们知道，国家治理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系统，涉及到了我者与他者、国内与国外、自主与协调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中国拥有广袤的国土、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最多的人口、庞大的经济体量和潜力无比的市场，注定了她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全球性大国。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中国的城镇化、乡村建设，还是市场经济、文化发展以及生态建设，一定是人类现象，具有世界意义。与此同时，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全球化治理的竞合历程。通过改革开放、积极主动参与包括经济全球化在内的全球化进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推动者、合作者和建设者。在此过程中，中国不仅获得了全球化的发展红利，而且也为全球化红利的世界分配贡献了智慧和力量。现在，改革开放和国家建设实践的新结晶和集体智慧，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为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也正通过更加开放、更多途径和更加有效的全球合作，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思想、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因此，进一步的国家治理需要在不断强化国家整合平衡和发展服务能力的基础上，对全球治理供给更多制度性的公共产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更多力量。

 国家治理的发展本质上是现代民族和民主国家动态均衡建构的国家建设历程，更是一个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全面发展的持续“进步运动”。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线上与线下、结构与功能和中国化与全球化五个关系维度出发理解新时代的国家治理，目的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认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过程中的历史方位、现实依据、理论依归、治理题域和国家使命，从而为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助力。

【本文作者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