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每个国家、社会都难免会有腐败问题存在。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来说，曾一度出现腐败高发、频发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反腐政治决心，敢于直面腐败，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的反腐方针，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决心，通过“打虎”“拍蝇”“猎狐”三管齐下，极大地减少了腐败的存量，有力地遏制了腐败的增量。2018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反腐斗争形式作出了新的重大判断，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虽然，反腐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是，我们仍需牢记反腐永远在路上，要想达到“不想腐”的境界，从多维度、多视角对腐败问题进行分析非常必要。本文旨在从公与私关系角度进行透视，希望对反腐败工作有所裨益。

　　公与私界限不清是官员腐败的诱因

　　从历史上看，我国关于公与私的界限和公与私的关系长期未能得到很好的厘清，这也是导致官员没能很好地把握公权与私权、公利与私利关系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古代，公与私的界限不清表现在官员政治践行与道德追求之间的相悖。在道德领域，提倡官员要以崇公抑私、大公无私为基本道德追求；在政治践行领域，官员实则是以“内吾身而外他人、集私已成公”为行动准则。所以，在中国古代，形式上公与私势不两立，强调官员要大公无私；实质上则是家国一体，公与私界限不明，公权即私权。中国古代这种官员道德追求与政治践行之间的悖论锻造出中国人民独特的国民性格，即外圆内方的双重人格。同时，在群与己、人与我、公与私的关系中实际上是以“己、我、私”为核心，这也促使中国社会成为一种讲求人伦关系的“熟人社会”。所以，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中国古代一直“崇公”，但是我们恰恰最缺的就是“公共精神”，这正是传统政治文化留给我们的悖论。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发以前，公与私的界限不清表现为“以公代私”，公共领域无限扩大挤占了私域的空间。在这一时期，我国把传统的“大公无私”精神发展到了极致，并把这一道德追求拓展到了社会各个领域，使“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成为衡量和评价人们行为的标准，私被当作资本主义的要素被彻底排除了。但私之不存公亦难立。尽管这一时期我国腐败程度非常低，可这种无私之“公”却削弱了社会发展动力。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公私界限不清表现为社会的物化，而物化的社会很容易出现腐败问题。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社会财富快速积累，人们看到了私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私的正当性被承认，私的作用与价值不断被释放，同时私也逐渐被泛化了，由此导致人们把金钱当作判断事物的标准，人逐渐被金钱所宰制，社会也不断物化。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转型阶段，上层建筑的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规范力量相对薄弱，管理的制度、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同时原有的道德体系与市场经济已不匹配，新的道德体系又尚未建立，在这种情况下，私被极大地鼓励和推崇，那么势必会出现公权被私利宰制的现象。部分官员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个人、亲朋好友或所处的小集团谋取好处和利益，进而出现以权谋私、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化公为私等腐败现象，原有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先进的政治文化失去感召力，政府的公共性被消蚀、公信力被损害，所有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点：公与私的界限不清。

　　勘定公与私的界限：腐败治理的重要一环

　　重新勘定公与私的界限、树立正确的公私观是官员腐败治理前提和基础。公与私的界限必须明确，不能混淆不清，要用法律、制度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划界，通过法律、制度来规范公私关系和约束公共权力。公是非私的领域，受公共权力支配，承载着公共责任，在公共领域中必须依法行政、公权公用、服务于民；而私的范围应该限定在与公共职务无关的个体、家庭和社会交往活动中，公共权力不能用来获取私利，私的诉求不能通过公权来满足，否则必须予以惩罚，法律与制度是遏制人性的贪婪与丑恶的最有力武器。同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中的道德诉求并不相同，所以应该注意区分公德和私德，不能以私德代替公德。对于国家的公职人员来说，既是普通公民同时又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务人员，在公共活动中，公职人员必须作好公私角色区分，不能忽略公共伦理秩序，更不能以个体活动伦理原则来代替公共治理中的伦理原则，以杜绝出现“以私代公”甚至是“以公谋私”的异常情况。同时，要勘定公与私的界限必须树立正确的公私观，大公无私和大私无公的道德预设都不符合人性逻辑和政治现实。本文认为“奉公尊私”这种既强调公共利益不可侵犯又肯定个体合理之私的公私兼顾的公私观才是合理的。“奉公”是公共领域中对行使公共权力的官员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在公共领域必须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尊私”是指要承认和肯定官员的合理之私，不能将官员看成是没有私欲的神，适当地提高官员待遇，在法律与道德双重规范下让官员的“私”发挥主动性、能动性，促使官员个体目标与公共目标、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有机统一。

　　总之，“奉公尊私”反对将公与私置于对立的关系中，主张在尊重、认可合理之私的基础上对公进行维护，这样既可以提高官员的积极性，又可以防止由于对人性过高估计而导致权力集中和腐败。承认私的存在，满足合理之私，同时辅之以严厉制度约束，便可以有效防止腐败。由此可见，厘清公与私的界限，理顺公与私的关系是治理官员腐败的基础。

　　（作者为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