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标志，而“良法善治”又是现代法治的基本标准和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良法是法治的前提，善治是法治的目标，法治应当是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

　　“法治”之“法”应当是“良法”，法治应是“良法之治”。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当包括两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王安石文集》记载道：“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这都说明，一个国家是不是法治状态，不仅要看它是否有完备的法律，还必须看这些法律是否为良法。如果是恶法，那么这种法律制定得越多，国家反而离法治越远。

　　那么，什么是“良法”？“良法”是法律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其基本要义在于强调法律必须体现理性、表达公意、维护公益和保障人权。良法主要是从立法角度出发，要求法律制定完备严密，合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符合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秩序、安全等价值要求。根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良法“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在我国，法律应当捍卫权利和自由、制裁犯罪、维护正义，尤其是彰显人性尊严、人权保障、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现代政治价值，此即为良法。

　　良法应当体现公开、明确、稳定、可预期、可遵循、具有同一性、不溯及既往等原则和要求，具备明确、具体、凝练的公开表达，条款含义清晰，同一表达前后意思一致，权利义务、法律责任指向明确，可鉴别、可衡量、可执行、可操作。只有公开、明确、稳定、内在统一无矛盾、不溯及既往之法，才具有刚性，才能有效约束和规范权力，保障权利。法律要求人们做的必须是人们能够做的，只有可遵循，才能降低守法成本，增强守法意愿。行政指令必须在公开、明确、稳定的法律规定之下作出，避免行政指令“脱离”法律轨道“另起炉灶”。另外，同一主体以及不同群体、不同个体之间的权利义务配置要大体对等、相当、均衡；法律设定的权利具有可救济性，没有救济保障的权利形同虚设；法律提供的服务具有可及性，在实践中能为公众切实获得和享受，不单单是“看上去很美”。

　　“法治”之“治”应当是“善治”，法治应是“善治之治”。如果说“良法”是指“法律”本身之“善”，那么，“善治”是指“法律实施”之“善”。良法善治不仅要求法律本身是“良好”的，而且要求法律的实施过程也是“良好”的。善治反映了实质法治主义的价值追求，强调要把制定良好的法律付诸实施，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严格依法办事，同时又不机械执法，善于根据法律原则和法治精神创造性地运用衡平的方法适用法律，从而弥补法律局限性。善治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圭臬，强调在法律实施中不仅注重原则上的统一性，而且要注重不同适用对象的特殊性，做到同样情况同样处理，不同情况不同处理。善治是以法治的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可持续性等优势来凝聚转型时期的社会共识，使不同利益主体求同存异，依法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善治”需要通过一系列理念、机制、制度来保障，需要明确的标准和完备的程序来支撑。善治要求以人民为中心，在法律实施中统筹考量人民群众在物质文化生活和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要求。就主体而言，善治是“善者治理”，要求从组织法、行为法、程序法和救济法层面确保主体和主体之间职能和权限的明确性，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特别是职能和权力权限在成立及其后发生变化时，应当有相应规范作为依据。就目的而言，善治的出发点是服务，让公众享有更充分的公共物品，更高水平和满足感的公共管理，从而实现社会公众福利的最大化。就方式而言，善治是合作基础上不断回应公众需求的、多中心良性互动的过程。就结果而言，善治是公平、公正、公开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公众有序参与，意见采纳和反馈机制畅通，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和谐包容共享共治的社会形态。

　　良法与善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良法善治体现了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综合反映。良法要求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侧重静态的治理制度建设目标，强调治理体系彰显正义、公平、民主、自由、人权、和谐、安全等等共同价值；善治侧重动态的治理过程，要求把制定良好的法律付诸实施，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通过宪法、法律的统治实现良法的价值追求。良法本身不是目的，制定良法是为了发挥法律在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作用，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