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谈治贪腐:在全社会形成反腐正风（二）

       主持人：王书记，据了解，一年多以来山西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同时又加强谈话函询工作，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王儒林：严惩腐败和谈话函询，这二者之间紧密联系，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第一，严惩腐败是做好谈话函询工作的重要支撑。山西谈话函询之所以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形成并保持了惩治腐败、狠刹“四风”和打黑除恶“三个高压态势”，在全社会形成了反腐正风的强大震慑。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高压，才促使有问题的干部丢掉幻想、放弃侥幸，把组织的谈话和引导看成是难得的机会，最终选择向组织主动交代问题。没有高压反腐的有力支撑，很难有政策疏导的顺利推进。

第二，加大谈话函询力度是实现由惩到治的重要基础。查处腐败工作一再表明，“违法”都是从“违纪”开始，大错都是由小错积累而成，腐败问题多数时间跨度长、违纪类型多、涉案金额大，如果能够早拉一把、早挡一关，就不至于越陷越深。防止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现象，就是要把中间地带拉上“警戒线”，通上“高压电”，尤其是要把第一道防线扎紧，加强纪律建设，把更多的力量和精力放到红脸出汗、咬耳扯袖上来。加大谈话函询的力度，也是我们山西在付出沉痛代价之后的必然选择。

第三，加大谈话函询力度是减少腐败存量的重要手段。山西加大谈话函询工作力度，还有治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特殊背景。这就是，山西的腐败存量，面广量大，怎么处理一直是困挠我们的一大难题。通过积极探索和运用谈话方式解决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教育引导有问题干部主动交代问题，继续跟党走，解决腐败存量的有效途径。

主持人：王书记，刚刚您也谈到，形成并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为做好谈话函询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重要的准备工作？

王儒林：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山西新的省委领导班子认真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既要对过去的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查处、批评反省，又要体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政策，对有问题的干部加以耐心教育，积极引导他们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我们也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因势利导、逐步完善的过程。

一是提出“四条意见”。我们在对腐败重灾区吕梁的集中治理过程中，一些有问题干部在高压态势下，表达了想主动认错改错、争取宽大处理的意愿，并出现了干部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情况。针对这样一个好现象，我们顺势而为，在2015年年初省纪委全会上，省委明确表态，组织上要为犯了错误、想改正、主动交代问题的同志创造条件、提供机会，向全省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这之后，全省“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讲党课时，我们提出了“四条意见”，这就是：第一，对信访举报的工作作风、廉洁自律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能采取谈话提醒、函询等办法解决的，一般不开展案件调查；第二，对信访举报反映情节轻微、不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能通过核查处理的，一般不立案调查；第三，对确有违纪事实，需要追究责任，但能通过其他方法弄清楚问题的，一般不采用组织调查；第四，对那些虽然犯了错误，但是在态度上诚恳老实，紧紧依靠组织，能够如实、主动向组织讲清问题，主动上缴涉及违纪违法款物，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证明对党忠诚的，要依纪依法给予从轻处理。我们特别强调，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中，必须珍惜组织给予的宝贵机会。

二是做到“六个区别对待”。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我们充分注意到在以前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一些干部犯了错误，现在高压反腐、从严治党，一大批干部主动找组织交代问题。我们把握这个积极的态势，明确提出并做到“六个区别对待”，这就是：对十八大以前发生问题和十八大以后出现问题的；对一般有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对工作失误和违反规定构成错误的；对违纪和违法的；对不作为和乱作为的；对主动交代和被查出问题的区别对待，引导大家改正错误，放下包袱，继续跟组织走，积极投身干事创业。

三是强化“两个鲜明态度”。在有问题干部主动交代问题逐渐增多的形势下，实际上一部分有问题的干部仍然在观望。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进一步亮出了“两个鲜明态度”，这就是：对于相信组织、依靠组织，主动通过组织解决问题，紧跟组织干事创业的同志，即使犯了严重错误，也会最大限度地体现党的政策；对于对抗组织、规避调查的，决不姑息，一查到底。通过强化“两个态度”，使一部分同志不再观望，积极依靠组织，解决问题。

总的看，这项工作的效果比较明显，到今年4月，全省有5646人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自己的违纪问题，有2万多人次主动向“红包礼金专户”退交钱款，超过了一亿七千多万元。这些措施使相当一部分干部放下了包袱，看到了希望，对于进一步“遏增量、减存量”，净化政治生态，包括解决精神不振、“为官不为”等这些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持人：王书记，我听说，山西的谈话函询工作成效明显，请您谈谈这方面究竟是如何抓的？

王儒林：“四种形态”排第一位的就是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这是防止“好同志”成为“阶下囚”最基础、最主要的一环。从范围上看是面向绝大多数，从处理上讲这是最轻处理，而且这应该是常态，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同时，“四种形态”是一个整体，每种形态的多与少是相对而言的，只有把第一种形态做实做细了，真正成为常态，其他三种形态才能有效减少。所以，我们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切实加大谈话函询力度，首先把好“四种形态”第一关，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夯实基础。从2014年10月开始，我们对2008年以来反映省管干部的问题线索进行了大起底，逐一研究分析，提出处置意见，做到了情况明、底数清。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坚持把“四种形态”和五类处置标准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分档处置台账，实行动态管理、跟踪督办。同时，纪检监察机关内部还注重加强学习培训，切实提升对实施“四种形态”的理解和把握，既要消除谈话函询可能造成执纪手段弱化的顾虑，解决“不敢用”“不愿用”的问题，又要严格按照线索处置标准执行，避免主观性和随意性，防止出现“乱用或滥用”的问题，为做好谈话函询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讲究方法。每次谈话之前，实施谈话的领导干部都要针对具体的人和事，结合实际情况，全面分析研究，理清问题线索的具体内容和主要脉络，做好充分准备。具体操作过程中，坚持从教育警示党员干部的目的出发，坚持从党性上说事，按党章规定说理，注意方式方法的选择。由于谈话对象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因人、因事灵活对待，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总的原则是，依法依纪，慎重处理，对那些对党忠诚、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干部，我们综合考虑问题性质、认错态度、现实表现等因素，体现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依规依纪从轻处理。

三是加大力度。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省委常委同志都积极参加，分工负责。截至2016年4月底，省级领导共谈话160多人，占省管干部谈话人数的49.8%。从省纪委机关来看，到今年4月，谈话函询类比例由2014年底的1.6%上升为45.3%，暂存类比例由2014年底的58.7%下降到1.6%。在省领导的带动下，这项工作在全省得到普遍强化。目前，山西在反腐正风形成并保持“三个高压态势”的大背景下，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充分认清形势，把握机遇，抓住组织给予的机会。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也确实有一些干部心存侥幸，兜圈子、绕弯子，避实就虚、“转移视线”、瞒天过海，甚至是屡谈不认、拒不配合。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进一步耐心细致做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对那些问题特别严重的“极极少数”，该立案调查的必须立案调查，绳之以纪、绳之以法，绝不让腐败分子蒙混过关，该严惩的要坚决严惩。

四是注重效果。谈话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谈话让党员干部受到教育警醒，引导他们重温党章，学习党规党纪，增强党的观念、纪律观念，增强接受监督的意识，习惯于在纪律监督下工作，这样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到现在，采用谈话函询方式处理的问题线索，既有群众反映的，也有相关案件移交的，数量在增加，效果也在增强。我们通过积极引导有问题干部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全省呈现出有问题干部相信组织、依靠组织、坚定跟党走的信念这样一种良好的态势。

主持人：王书记，山西的谈话函询工作是有力的，而且效果也比较好，请问下一步工作是如何打算的？

王儒林：第一，要继续加大谈话函询工作力度。充分发挥谈话函询防微杜渐、关口前移的警示教育作用，坚持问题导向，始终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见人见事、动真碰硬，紧盯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扩大谈话函询覆盖面，不断增强谈话函询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二，要加大向下延伸的力度。现在，不仅在省、市层面，就是县乡基层，谈话函询工作抓得也比较紧。我们的一个市通过谈话函询的方式，在解决基层乡村虚报冒领、套取骗取涉农扶贫资金等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我们对这些作法及时进行了总结，在全省推广，效果正在逐步显现。

第三，要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通过谈话函询处理问题线索，一方面，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有效“遏制增量、减少存量”；另一方面，要让主动交代问题的干部，放下思想包袱，走出迷茫徘徊，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按照省委“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以上率下、夙夜在公的要求，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来回报组织的关心，重新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

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王书记这么全面的介绍。今天王书记围绕“山西省反腐败取得的成效”，“更好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及“加强谈话函询工作”这几个方面，跟我们展开深入的交流。再一次感谢王书记做客我们的“在线访谈”，也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