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聚焦换钞“休克疗法”难治印度腐败病
印度反腐困局
腐败得到民众认可 贿赂成为企业生存手段
虽然反腐已成印度政府的主要任务，但形形色色的反腐运动并没真正改变该国根深蒂固的腐败文化。面对无处不在的“小腐败”，普通民众无可奈何。从企业主、出租司机到普通百姓，贿赂已成许多印度人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不得不花钱请别人做些什么。
行贿成本
印度每户高达数千卢比
2015年，印度官方曾公布了一份有关“行贿成本”的报告。报告指出，每个城市家庭1年大约花4400卢比（约合人民币429元）用于行贿，而农村家庭的数字约为2900卢比（约合人民币283元）。《印度时报》报道，此次“行贿成本”调查是印度政府委托智库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9到12月进行的。报告早被提交至印度财政部，但直到2015年才被公开。
报告显示，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等大城市的居民，为日常生活和工作付出的“行贿成本”最高——为了托关系求职、调职，这些城市的家庭每年平均花费约1.8 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757元）。此外，他们还得花约600 卢比（约合人民币59元）买通交通警察，以免吃罚单或遭刁难。
而公共领域投资更是腐败现象的高发区。行贿者给官僚和政客“黑钱”，后者则报以工程合同、泄露开发计划、解决银行坏账，以及授予开矿、出售石油产品等权利。印度《商业标准报》称，金属、矿业、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是印度贿赂和腐败最猖獗的行业。调查显示，八成的私人承包商承认靠行贿得到承包项目的机会，其中项目成本的9%用于行贿。
“小腐败”
公共服务部门重灾区
美国非盈利机构“追踪国际”是一家旨在为企业提供守法建议和培训的组织，该组织的总裁、反腐专家亚历桑德拉•瑞吉女士曾将印度的腐败模式形容为“金字塔型”——印度的公安、法院、土地管理、市政服务、公立医院、农业小额贷款等公共服务部门，存在大量“小腐败”问题。
比如当一个农民想要从银行获得贷款时，他就不得不向所在村庄的会计行贿，因为银行需要农民提供与其生产和财务相关的记录，而这样的文件只能由本村的会计出具。这项工作可能三天完成，也可能需要30天，关键在于农民究竟给了会计2美元、50美元还是250美元。为了让银行批准贷款申请，申请人根据惯例要用贷款额的10%贿赂银行官员。又如当一个人到警察局报警时，如果他不向警察行贿，那么他的案件很可能就不被受理。
更可笑的是，2004年初，印度一家电视台的记者维贾伊•谢卡尔假扮成商人，向艾哈迈达巴德市地方法官巴拉姆•巴特行贿四万卢比并提供了一份名单，要求法官逮捕名单上列出的四个人。收了钱的法官巴特很可能根本没看名单就下达了逮捕令。几天后，记者谢卡尔将“交易”时偷拍的录像和逮捕令交给了时任印度首席大法官克雷，而逮捕令上就包括大法官克雷。
习以为常
腐败是企业存活前提？
更让人担忧的是，许多人对此习以为常。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份全球欺诈调查显示，约80%的印度人认为腐败在印度仍十分普遍；66%的受访者认为某种形式的贿赂可以接受；52%认为通过送礼赢得生意是“帮助企业生存的正当手段”。
这份调查访问了来自欧洲、中东、亚洲和非洲38个国家的3800名大企业高管，其中100人来自印度。印度《商业标准报》指出，多数受访者认为腐败和欺诈是企业存活下来的前提。因为35%的受访企业认为，反贿赂和反腐败政策将损害它们的市场竞争力，还有57%的企业认为，加强监管将“增加它们业务增长或成功的挑战”。
“我们看到的是，腐败、欺诈与印度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许多企业认为反贿赂政策影响了它们的竞争优势，”安永负责印度业务的合伙人辛格告诉《印度时报》，“高层管理人员必须以身作则，传达对腐败的零容忍。”
民众屡次“民间反腐”
自2005年印度媒体研究中心发表调查报告，聚焦普通民众在接受公共服务过程中经历的“小腐败”开始，印度政府及社会各界就开始思考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零面值“货币”
2007年，非政府组织“第五支柱”推出一种面值为零的“货币”。它从颜色到图案都和50卢比的纸币很类似，但在本该是印度央行行长签名的地方印着一句誓言：“我承诺不受贿也不行贿。”一时间，这成为印度政府打击腐败的象征。
建立反腐网站
2011年，两位印度海归因不堪忍受腐败横行的局面，创办名为“我行贿了”的网站。该网站迅速蹿红，无数网民在上面揭露自己经历的腐败案例——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填写自己的行贿故事：你可以在这里“告白”自己行贿的时间、地点、原因，当然还有数额。斯瓦提•拉玛纳坦是这个网站的创始人之一，他告诉媒体，之所以创建这个网站，“就是想找到腐败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究竟有多严重。”在网站成立的前八个月里，这个网站记录的受贿金额高达3.60亿卢比，其中大部分都表明是给了警察。
手机APP参与
从2014年8月6日开始，有印度民众通过手机应用软件WhatsApp揭露警察的索贿或骚扰行为。短短一周，该平台就收到了3700多条消息和622个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