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葆防腐拒变的思想警觉

　　自成立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问题。新中国70年的历史，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实践轨迹，丰富的思想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发展逻辑的演化。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更是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正在重构“政党逻辑”。图为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组织的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在当时的省会保定举行。这是新中国第一起反腐大案，表现了我们党与腐败势不两立的鲜明立场，为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创造了历史经验。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京，他用“进京赶考”的说法告诫全党必须提高防腐拒变的思想警觉。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结尾部分指出：“六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同时，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全党同志必须“继续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这一“进京赶考”话题穿越时空的前后呼应，内涵着从严管党治党的思想意蕴。中华人民共和国砥砺奋进的70年，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实践轨迹，丰富的思想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发展逻辑的演化。

　　历史方位变化揭开党的建设新的篇章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的开端。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在全国范围长期执政的党，历史方位的这个重大变化，使党处于新的环境，面对新的问题，肩负新的任务。如果说革命战争环境下加强党的建设主要服从于破坏旧世界的斗争目标的话，那么，和平建设环境下党的建设则转向为建设新世界的发展目标服务。

　　毛泽东写下了党的建设历史新篇章的开头语。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的论断，为新中国建立后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思想遵循的准则。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根据从一个“秘密党”转变为“公开党”的情况变化，明确提出必须提高共产党员标准，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的更高追求。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党中央于1950年、1951年至1954年两次开展了党内整风运动，围绕端正领导干部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整顿基层组织、清理党员队伍等主要内容进行管党治党的实践，在新中国开端时期就致力于提高党组织的纯洁性。

　　基于党的历史方位变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对管党治党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如要求共产党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强调“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必须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竭力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使党的事业得到顺利的发展”，等等。这些要求体现对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继承，在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光大优良传统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建立初期，党的建设面对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如何解决革命胜利后的思想松懈问题。居功自傲、坐享成果、贪图安逸、享受生活、当官逐利、作威作福，往往在胜利者中很容易发生，中国共产党对此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党中央在全面执政起步时抓党的建设，突出强调必须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坚决与各种不良思想和不端行为作斗争，强调“如果我们的思想作风不对头，让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政治微生物将我们腐蚀，再不加警惕，不谋纠正，就会使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做不好，就会丧失群众的爱戴，甚至会使群众离开我们，使已经获得的伟大胜利不能巩固，甚至遭受失败”。由于我们党保持着这样的思想自觉，因此，当党内发生严重腐化变质现象时就断然采取严厉举措加以惩治，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两名高级领导干部的典型事例，以及开展“三反”运动整治贪腐行为的斗争实践，都表现了与腐败势不两立的鲜明立场，为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创造了历史经验。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的执政党建设探索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一场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把中国带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前进轨道，在新的体制机制下领导经济发展成为搞好党的建设的历史主题。破解这个主题需要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受时代条件局限，他们的党建思想没有为我们提供直接的答案。列宁虽然提出了一些深刻思想，但由于实践时间短暂而没有形成体系性的理论，他逝世后的苏联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上没有留下成功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必须依赖自己的实践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创新。

　　党的八大突出强调必须加强执政党建设，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的修改党章报告，集中论述了全面执政的共产党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刘少奇指出：“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党的组织壮大了并已经分布到全国，“但是应当承认，我们党在担负目前的日益繁重的任务方面，并不是没有困难了，并不是不会犯错误”，提醒全党必须加以高度重视。邓小平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面临着新的考验”，国家和党的状况发生巨大变化，“对于我们党的要求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对于共产党员的要求也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他强调，由于我们党手中掌握着权力，就容易脱离群众，就容易犯各种错误，一旦犯错误产生的危害就更大。邓小平在报告中就执政条件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内外监督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思想丰富，观点深刻，意义深远，堪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一篇经典文献。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领导国家建设是一件新鲜的事，尤其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执政面临的困难很多很大，一切都要从头摸索探路。从加强党的建设看，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努力方向还是在于发扬优良传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中都有加强党的建设方面的论述，他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党内外都要分清是非”，“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度建设，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1958年“大跃进”运动发生失误时，毛泽东带头检讨急躁冒进的错误，党中央也采取措施加以纠正自身的指导错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深刻反省历史，尤其是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本质和优良品格。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中央于1957年开展了党内整风运动，1963年至1966年开展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次活动虽然本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宗旨，延续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整党整风的内容，但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继续沿用革命战争时期的思维方式，因而违背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使党的建设偏离了正确方向。

　　改革开放新时期从严治党的发展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扭转历史的里程碑意义，改革开放的抉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推动党的建设进入新的发展历程。新时期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表现为国家建设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巨大进步，而且也表现为党的建设在更加宽阔广大的场景中获得丰硕的成果。

　　改革开放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从拨乱反正起步，通过正本清源，着力把受到破坏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起来。我们党十分重视实事求是和党的群众路线，并由此延伸提出一系列重大论断，如邓小平提出要思考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算合格的问题，陈云提出执政党的作风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要求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勇于改革、充满活力的党，纪律严明、公正廉洁的党，选贤任能、卓有成效的党”。针对改革开放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党的建设力度不断加强，各种制度和举措接连出台，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证。

　　在改革开放向前推进中，党中央于1983年至1987年开展了全面整党、1998年至2000年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2000年至2002年开展了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2005年至2006年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实践活动、2008年至2009年开展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2010年开展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争先创优活动，从严治党通过这一系列整党整风活动得到体现。

　　聚焦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党的建设发展新动向。国内社会转型变化，尤其是世界上大党老党执政失败的教训，凸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党中央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方略，把从严治党与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以丰富的思想构建执政理论体系，推动党的建设深入发展。

　　针对改革开放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谋划自身建设，形成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共同推进的局面，并形成整体推进和突出重点相结合的建设思路，体现了把从严治党贯彻到各个方面的建设理念。

　　党的建设发展以指导思想的不断与时俱进彰显了理论强党的优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成果，凝聚了党的建设实践向前推进的思想结晶，为从严治党提供了思想指南。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全新的格局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建设发展也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系列重要论述指导下，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了突破性的创新发展，收获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卓著成效。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2013年至2014年在全党开展了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年开展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2016年开展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2019年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些活动坚持党内集中教育与常态建设相结合，以问题为导向，强化意识，注重实效，建构机制，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党的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以重点转变党的作风为切入口，回应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始终扭住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不放，以一系列严厉举措整治党内歪风邪气，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严惩腐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实现了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向严紧硬的转变。激浊扬清的全面从严治党赢得了党心民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从严管党治党不能“停留在治标的层面上”，要根除“病原体”。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风虽然有所好转，但犹如树倒根在，巩固党的作风建设成果必须挖掘“深层次问题”，才能把病治到根子上。“这正如人治病一样，病治了以后，进入恢复期，如果条件具备，潜伏于身体内的病原体就可能再度繁殖，进而使病症再度发作或反复发作”，因此“要不断增强向体内病灶开刀的自觉性”。这样的思路表明，党的十八大后从重点转变党的作风入手，是全面从严治党开局的战役，党中央顶层设计还有战役延伸的下一步布局。“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从一开始就把解决党内各种问题高度概括到党的政治建设上来，把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现象归纳为‘七个有之’，鲜明提出‘五个必须’、‘五个决不允许’，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可见，党的政治建设事实上已经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议题。饭要一口口吃，仗要一个个打，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决定了必须打连续性的战役，后一个战役建立在前一个战役的基础上。

　　从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的发展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创造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高定位，把全面从严治党从方针、原则和任务上升为战略，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组成部分。第二，刀刃向内，发扬勇于自我革命精神，在自己身上动手术，毫不留情地切除各种危及党组织肌体健康的病害和毒瘤。第三，挖根刨底，坚持治标治本并举，揭示党内存在各种不正之风的深层次问题，提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先进政党文化等重大理论命题和实践任务。第四，严明党纪，针对纪律意识淡薄和执纪不严的情况，用“红线”“底线”筑牢扎紧讲纪律守规矩的制度篱笆，把党的纪律挺在前面。第五，调整布局，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政治属性彰显党组织的根本属性，形成注重党组织政治功能、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强化党的领导力和组织力的执政党建设新部署。第六，坚固本色，要求全体共产党员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坚持优良传统，以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全面从严治党的这些新鲜经验，对重构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70年来，中国共产党建设实践的发展逻辑在不断重构中实现了把握规律的理论创新

　　政党发展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了，中国共产党建设实践的发展逻辑在不断重构中实现了把握规律的理论创新。历史实践中，党中央把深刻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统一，以党的政治建设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方向和建设效果，发挥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作风塑党、纪律束党、制度治党的合力作用，使加强自身建设发挥了巨大的“赋能”作用。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本质是诠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根本原因的话，那么，全面从严治党则提供了“中国共产党何以能”的历史答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地向纵深发展，赋予政党发展在思想和实践、内容和形式、方法和路径、举措和格局上新的时代内涵，使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住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特别是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完成伟大事业必须靠党的领导，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武装，按照“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要求，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就能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不断奋进，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作者为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研究员）